尹瑞麟：海洋文明與陸權文明的對抗

【明報文章】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3月訪問俄羅斯以來，中、俄、北韓、伊朗四國形成新的「聯盟」，對抗以美、日、西歐等國家「聯盟」的說法，甚囂塵上。果如是的話，除了部分南美和非洲國家，全球今後將分為兩大陣營。但這兩大陣營的分界線又以什麼為定義？以地域為定義？以宗教和歷史為定義？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來定義？抑或以「民主、市場」與權威統治為定義？誠然，上述說法各自看來都有所依據，惟亦有所不足。本文則提出另一劃分坐標，冀尋求對當前衝突深層因素的認識。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共產陣營解體和冷戰結束，再加上中國改革開放，令不少人相信人類歷史就只剩下西方式民主和以私有產權為基石的市場經濟。然而過不了多久，緣於兩伊戰爭和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以至接踵而來的金融危機，觸發不少人重新思考情况並沒有那麼簡單。當大家正在探尋構成這些衝突的深層成因時，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1996年），耀目地受各方關注。

在書中，亨廷頓教授指出世界的基本組成單位，是遍佈全球的九大文明板塊，即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不同國家圍繞各自歸屬的文明自成一系，有各種形式的結構。

這些文明之間的力量對比處於動態不平衡，部分文明之間也缺乏互信，而這種無序狀態往往釀成衝突。更有甚者，部分國家更懷着自身文明「放諸四海皆準」或以「報復」為目標；極端的衝突就是「發生在不同文明斷層線上的一系列戰爭」。

歷史向我們展示了大量例子，這些衝突往往由上而下，衝突的點燃通常是由對一些文化差異的誤解，及將自身文明目標「放大」。除衝突外，文明之間亦會結盟，亨廷頓當年更預示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結盟，以對抗西方文明。若以此文明衝突框架來審視今天全球陷入的劍拔弩張態勢，我們又可否從中得到若干端倪，即今天對抗的主軸可歸因於海洋與陸權文明？

內地學者對文明衝突論的回應與延伸

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外交學院前教授施展在其著作《破繭》（湖南文藝出版社，2021年）中表示：「今天國人在討論國際秩序的時候，常常會有一種誤解，就是認為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美國的霸權邏輯都是差不多的。實際上，在這些國家中，有的秉持的是海洋邏輯，有的是陸權邏輯。正是因為這個底層區別，才使得儘管近300年來挑戰者來來去去，但世界霸主始終是擁抱海洋、從英國到美國的盎格魯-撤克遜（Anglo-Saxon）國家。」

我們暫時可不用同意施展的結論，但誠然，從今天地緣和疆界以觀，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北韓，都是陸地相鄰國家，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又跟美國、英國、歐洲、日本以至澳洲等海洋文明國家，有着怎樣的「對抗性」分別？

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晉三從政後期致力推動的，就是強化日本與美國及其他海洋民主國家的盟友關係，以應對陸權國家即中國崛起的挑戰（見Michael Green著作Line of Advantage: Japan’s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Abe Shinzo, 202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安倍在2014年瑞士達沃斯論壇發表主題演說時表示，「歸根究柢，繁榮的基礎來自人民與財物的自由運轉，這包括在海洋通道、空中，以及近年在外太空與網絡空間，因而有需要確保通行自由。想全面保障這等不可或缺的公共財的安全與和平，唯一途徑就是積極維護法治，以及必須確保基於此的自由、人權與民主等基本價值」，「亞洲的和平與安定一旦不保，必將對全球帶來巨大連鎖效應」。

Michael Green強調，安倍「大戰略」與戰前日本國家戰略的最根本區別，就是以海權取代陸權思想，將海洋確立為日本國家利益防線的根本所在。安倍對航道自由和安全的堅持，以及對民主和法治的重視，其影子是否可以追溯至早期的地中海文明，包括以規則為本的國家交往，也就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源頭之一？

「開放與封閉的對抗」

在《破繭》「開放與封閉的對抗」一章中，施展教授回顧了代表陸權的拿破崙時期的法國，與代表海權英國的對抗史為案例，以解說海洋秩序總是獲勝的邏輯。拿破崙1799年開始執掌法國政權，此後東征西討，所向披靡，只剩下一個拒絕屈服的英國，後者在1805年特拉法加海戰（Battle of Trafalgar）擊敗法國。1806年拿破崙頒布大陸封鎖令，要求歐陸所有國家斷絕與英國貿易。

結果是，拿破崙所能控制的市場規模小於英國主導的全球市場。小市場的經濟效率低於大市場，拿破崙的政策注定失敗。施展表示，歷史上「其他的陸地國家與海洋國家爭霸失敗的過程，也大同小異」。

他又提到，普通法傳統與英美兩國先後成為全球霸主，有着深刻關係。他以英國的擴張過程作說明：由於英國是大社會小政府，「對外擴張首先是民間行為，而不是國家行為。英國商人在海外進行貿易的時候，得適應當地的法律和習慣，這些法律和英國法律很不一樣，但對普通法來說，它最擅長的就是在不大相同的習慣之上尋找共同規則」，是一種「開放的秩序」。另外，普通法與成文法對經濟和金融監管邏輯的影響也很不一樣，「在普通法地區，直接融資市場的效率遠遠高於間接融資市場；成文法地區則正好反過來」，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都在普通法地區，比如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最重要的期貨市場也在普通法地區」。

重新認識香港對中國的重要

同時，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亦以文明板塊為基礎，分析當前中國對外情况。他與施展分別強調，香港對於中國作為認識和利用西方文明的重要角色。強世功早前在〈「跨文明」與「新邊疆」〉一文中，從「帝國—文明」的歷史視野出發，強調要將香港定位「為中國立足大陸面向海洋世界、面向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新邊疆」，而香港文化精神的「去殖民化」需要指向「中國文明未來建構的更大視野」。

同樣地，施展在其書表示，香港是中國這個成文法國家不可分割領土的同時，也跟整個海洋世界分享着普通法秩序，「這種二元屬性使香港成為中國連接世界的樞紐，其作用在中國內部獨一無二，無可替代」。但問題是，我們對此是否有充分認識、重視，以及不加以損壞。

作者是日本上智大學碩士，曾長期任職國際政府組織、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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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瑞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