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漢榮：提升教育質素 不止資源整合

【明報文章】近年因為移民潮，加上長時間出生率偏低等因素，導致適齡入學人口下降。教育局也多次指出，下降趨勢是「結構性」，似乎在預告「縮班殺校潮」將再次大規模來臨。

早前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在「局中人語」撰文指出，「減少學校數目」、「合併學生人數少的學校」是世界各地慣例，他列舉了南韓、芬蘭、美國都有例子「由於學生人數持續減少而決定結束部分學校，同時為學生提供選擇新學校的支援」；台灣及新加坡都有「合併學生人數少的學校」。他更指過去10年，本港「教育經費的累計升幅超過50%，顯示政府對教育的承擔」。

香港公營辦學模式 獨樹一幟

表面上，似乎政府在適齡入學人口下降之時，教育開支仍有可觀升幅，說明了政府對教育的承擔。然而他沒有說明的是，南韓、芬蘭、美國3國的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例，都比香港高；新加坡及台灣雖然佔比不及香港，但兩地的公營教育體系，包括大部分教師的公職身分等，跟香港亦有實質分別。

香港公營教育的辦學體制在全世界獨樹一幟，以「政府出資，辦學團體辦學」為主要形式，政府在維持教育資源承擔之同時，容許不同辦學理念、辦學背景的辦學團體在一個中央化課程（centralized curriculum）框架下辦學。除了小量由政府直接營辦的學校，大部分學校都維持相對獨立的行政運作（教師也不是公務員），並由教育局承擔監管及質素保證責任。亦由於這種體制的特色，故此不論是結束學校營辦，抑或合併學校，對師生帶來的衝擊都比其他地方為大。

施俊輝文章把「縮班殺校」演繹為「把握契機，重新調撥和善用資源，聚焦提升整體教育質素」，將資源考慮放到一個高於教育本身考慮的高度，假設了較小的學校規模有礙提升教育質素。

早前林緻茵撰文（〈「殺校」背後的教育與人口政策問題〉，2023年4月18日《明報》）指出：「『善用公共資源』背後的邏輯，說白一點就是以市場機制（即學生與家長的選擇）決定哪些學校能夠留低。面對殺校危機的學校雖可提交改革方案，但學校能否以自身之力解決問題？學校數目減少，對辦學團體及辦學理念的多元性有何影響？『使用率低』的學校遭淘汰，是否就等同提升了香港的教育質素？」這些都是切切實實的問題，而政府一直都未回答。林文更進一步指出，「構成這次『殺校潮』的原因與不明朗因素，卻比起2004年小學殺校潮更複雜，不能當成一個純粹的資源重整問題」。這正指出了問題的核心——教育不止是資源問題。

前財政司長曾俊華早前在社交媒體發文，認為「香港一日有DSE（中學文憑）存在，即係繼續要學生跟住個考試課程去讀書，考得好成績先有得上大學，喺呢個框框之下，好難推動學生有創新同創意。正如我成日都講：香港嘅教育現况係，以19世紀嘅課程，20世紀嘅老師，去教一班21世紀嘅學生，咁樣落去，香港係會同世界大潮流嚴重脫節」。曾俊華的看法儘管未必完全正確，但他實在指出了一個重點——香港的課程過於單一、缺乏多元。

中央化教育體制 早已不合時宜

施俊輝文章以中學教育為例，指如果學校規模太細，「會影響學生科目的選擇、分班，以及參與多元化學習活動和群體互動的機會，與新高中學制培育學生全人發展的理念背道而馳」。這種觀念正正就是曾俊華所指的與「世界大潮流嚴重脫節」之處。

世界正進入「Web3」時代，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將成為主流，即使是過去有壟斷地位的互聯網巨企，在Web3時代都會漸漸失去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將是用家建立、營運、擁有整個網絡。因此，教育仍停留在「科目」、「集體」之上構建課程，早已不合時宜。大家要重新思考的是「個人化的學習」及「以打破學科為本的綜合學習」，而這些學習理念正需要以小班小校方式，並且改變教師的專業角色才能成就。

過去不少論者都指出，自新高中學制實施以來，都未有為香港教育體制及課程帶來實質改變。學科為本的中央課程、高風險的考試、以考試成績為主導的單一出路，仍是制度的核心。即使2020年由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撰寫的檢討報告曾明確提出，除了讓更多同學可以修讀「應用學習」之外，亦鼓勵中學發展「獲資歷架構認可的校本職業訓練課程」，並讓這些課程的畢業資歷獲廣泛認可。

縮班殺校 無從改善教育質素

專責小組認為，「以校本方式發展職業訓練課程既符合政府通過職專教育為年青人提供多元靈活出路的政策，亦切合各校及其學生的獨特情况和需要」，當局應予鼓勵。然而檢討報告發表至今，此類「校本職業訓練課程」的數量未有實質增長，中學課程仍然被DSE課程壟斷。

若說「以適齡入學人口下降為契機改善教育質素」是成立的話，但當局的思考卻是以「縮班殺校合併」為方法，而不是思考課程多元化，改善教育質素便無從說起。很多時，學校收生不足並不是因為學校辦學有問題，不少學校在照顧學術能力較低的學生上，是做得相當好，只是這些學校在以成績為主導的社會風氣下未必受家長歡迎，導致收生不足而已。這當中固然有社會看重「名校」的文化因素，惟課程高度的中央化亦是問題所在——學校不論校情如何，都只能以單一課程授課，學生只能應考單一的考試為結業資歷。

教局應思考怎樣鬆綁課程限制

當局要思考的，並不是因為見到學校表面「收生不足」便跳到「殺校」的結論，而是應思考怎樣鬆綁課程上的限制，容許不同學校發展特色教育，甚至以獲資歷認可的課程取代DSE作為中學畢業資歷，為學生提供多元的教育選擇、評估選項及出路，方為正途。

適齡入學人口下降的結構問題，固然無可否認，社會資源有限亦是事實；但是否因此就一定要以相應減少資源作為應對之策，即等同解決問題的方式？這就非常值得商榷。如前文所說，香港投放在教育的資源，按照GDP佔比來說，跟不少發達地方比較，其實仍有上調空間。我們亦當然理解在社會資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效運用資源也許更重要。因此承着適齡入學人口下降的契機，在不減少資源的情况下，讓學校有更大發展空間，就遠比殺校更有意義，也更能夠令教育質素有實質改善。

我們必須認知，單一化的教育、中央化體制已不能令年輕一代面對時代改變，也不能迎合年輕人的個別差異。教育政策的制訂者亦不應只把學生人數下降看成是資源負擔，更應該用省下的資源來創造空間，讓學校、教師可安心辦好教育，為香港培育人才。

作者是教大社會科學系教育博士候選人、前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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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漢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