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松：輸外勞忌生搬硬套 處理不慎恐添矛盾

【明報文章】有關擴大輸入外勞的爭議最近鬧得沸沸揚揚之際，立法會上周就一項關於放寬輸入勞工的無約束力議員議案展開激烈辯論。只可惜儘管在勞工界一致反對的情况下，議案最終仍獲通過。該議案重點之一，在於建議政府容許大灣區外勞即日往返本港及居住地，僱主毋須向外勞僱員提供住宿，亦不強制僱員必須留港。

綜觀當日會議辯論發言，商界支持有關方案的論點主要有兩個：其一是相信此舉可減低輸入外勞對香港的住屋壓力；其次是澳門輸入珠海等地的外勞也有類似做法，建議本港亦可仿效所謂「成功例子」。然而，澳門與香港的地理、交通系統及經濟模式各異，「澳門模式」不一定能適用於香港。至少，我們從商界口中至今仍未聽過任何關於即日來回外勞計劃的具體操作、可行性及影響的具說服力研究和方案。

輸入外勞問題上，商界往往集中推銷有利一面，對潛在的負面影響或問題則置之不理或故意淡化。不論在輸入外勞數量較多的澳門或新加坡，近年當地社會要求控制或削減外勞數目的呼聲不斷，全因輸入外勞所帶來的問題逐漸浮現。

以新加坡為例，當地過去不斷引入不同種類外勞，從基層司機、建築工人到專業人士都有。大量外籍僱員湧入新加坡，造成勞工市場競爭激烈，還有外勞與本地勞工以至當地社會之間的矛盾持續發生，新加坡人對此頗有微言。或許有人會把反對從大灣區大規模輸入外勞的意見，演繹為港人抗拒內地勞工，但事實正好相反——正因為香港與內地要緊密融合、兩地民心要相通，香港更需認真分析大規模輸入外勞所牽涉的矛盾。

引入澳門模式 或水土不服

再談澳門情况。截至今年2月，澳門有逾15萬外地僱員，內地勞工佔10.6萬人，其中有八成半居於珠海。這些即日來回外勞可每日出入境一次，雖然免卻了房屋問題，但這亦產生了另一現象——每天早上6時起及傍晚的通勤繁忙時間，都有大量內地外勞聚集於關口上班或下班。

技術層面而言，香港的面積和交通狀况都比澳門複雜，若大量外勞每日從關口湧到市區上班，必然對整體交通造成壓力，大家一起塞車塞地鐵。倘即日來回外勞只限於口岸附近工作，又有否計算過那些地區的職位空缺數量，是否需輸入外勞補充人手？當外勞集中於個別地區工作，會否對當區居民帶來負面影響？

再加上，正如上篇文章（〈輸入外勞兩無利 精準拿揑忌短視〉，2023年4月21日《明報》）也有提及，本港運輸和飲食業工時長已是眾所周知——統計處2022年數據顯示，餐飲服務業每周工時中位數達51.9小時，業內還有所謂「落場」時間。假如外勞不在港留宿，休息時間只會更少，恐怕會造成職安健隱患，甚至影響工作表現，亦易生意外。

輸入外勞問題複雜

或會衍生更多難題

過去內地與香港居民曾出現的矛盾，大部分是因為未有合適政策配套所致，我們從近日內地團抵港未獲妥善安排而導致的社區問題中，可見一斑。任何涉及群體磨合的政策，都有機會形成社會分化甚至政治矛盾。容許外勞即日往返本港及居住地，也許能避免住屋問題所引起的社會不滿，但我們也絕不能把這些矛盾簡化為「住屋問題」。

新加坡和澳門面對的尷尬情况，是他們到底應如何看待外勞對當地的經濟貢獻，以及外勞應得的福利和保障。疫症過後，澳門曾有商界人士指出外勞對當地經濟及防疫作出貢獻，應考慮發放適度比例額度的消費券予外勞，但隨即遭到連串反對。

也許「額外」的福利已談得太遠。要大規模輸入外勞，必須確保他們免受剝削和避免有人濫用制度，這是基本；惟回望香港，近年再三發現有黑心外勞中介借助制度上的漏洞，及兩地信息滯後以謀取私利，甚至與無良僱主聯手一同剝削外勞。實在難保日後外勞數目擴大後，將有更多人鋌而走險，亦令監察難度大大提高。

若處理不當 或損兩地關係

另一問題是，外勞應在什麼情况下退場。新加坡政府於2013年發表人口白皮書，表示將繼續透過引進外來人口以維持國家競爭力。由於當時新加坡人已因為外來人口增加所導致的交通、就業問題而感到不滿，白皮書引發了新加坡自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據報有逾4000名示威者參與。同樣，去年疫症期間，澳門居民失業率曾升至5.5%歷史新高，當本地人眼見外勞仍有工開，兩地勞工之間的矛盾就很容易被挑動。

我們並非原則性地反對輸入外勞，但特區政府是否能夠避免香港陷入類似的爭議之中？倘處理不當，外勞問題就會造成民意分裂，亦會直接影響兩地關係。比起輸入外勞徒增煩惱，何不採用勞工界和商界都取得的共識，朝着運用好本地勞動力的方向進發？至於本地是否已再無空間提高勞動參與率，我們在下篇文章再深入分析。

（香港勞動力配置系列 四之三）

作者是勞聯秘書長、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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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