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澤：通識教育科「政治化」嗎

【明報文章】通識教育科的「政治化」形象從何而來？大約是2012年第一屆文憑試，考評局發放的練習卷提及「80後青年」社會運動；該年文憑試卷亦問考生是否同意「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以及機場第三條跑道和公眾諮詢。巧合地，同年發生反國教運動，有學生領袖於通識科考獲「5**」，引來社會迴響。

往後數年，媒體和公眾都關心通識科考試有沒有「政治題」；佔更大部分的「非政治化」試題和課程內容，卻較少人談及，形成通識科「政治化」的幻象。

探討政策不等於政治化

問題核心是，什麼是「政治化」？香港人提及政治化，多半牽涉一種主觀的、情緒式討論，或欠缺理據的偏激觀點。一如曾經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議會內外不應該牽涉太多政治」，只要認真談論政策，即便政治機構都可以不政治化。

粗略計算，課程的「今日香港」部分，佔教學內容的六分之一；而其中的「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又只佔該單元的三分之一。其餘課程內容，探討不同面向的社會發展，固然會提及不同社會政策，但似乎跟公眾想像的「政治題」不同。例如上述2012年的兩套試卷，亦討論標準工時、中國「十二五」規劃的能源消耗量、香港的煙草管制政策等，不見人指「政治化」；其他如全球化與中西文化衝突、香港族裔共融等，更不入公眾眼簾。

通識科一年考試有6條題目，不是每一年都有「政治題」；即使偶有「政治題」，如2014年「透過示威遊行表達訴求」是否「有助提高香港人的生活素質」、2019年要求考生提出各一個有關行政長官沒有政黨背景「有助及妨礙履行管治香港職務的論據」、2020年問及「新聞自由和社會責任的兩難」，都是符合本地法律，而且容許考生提出支持和反對觀點的提問方式，找不到任何片面或偏激的角度。

躁進時代裏 更需要討論

人們批評通識科令學生「激進」，卻無法提出全面理據；反而筆者親身經驗及學者的學術研究所見，通識科使學生更關心社會、包容不同觀點。在躁進的世代，我們可能更需要通識科。

教育現場的真實風景，沒有昂揚激情；政治制度和社會政治參與的「政治」課題，往往是「票房毒藥」；同學更感興趣的，常常是個人成長、環保與可持續發展等更生活化的課題。對不少同學來說，政治制度和示威遊行其實很悶，亦與自身無關。

2016年，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時任聯席所長趙永佳教授在政府中央政策組的贊助下，訪問了來自25間中學、共2896名中五學生。研究發現，喜愛通識科的學生，普遍更具備公民意識，對環保、社會平權等議題更感興趣，更尊重和包容新移民及少數族裔等。沒有證據顯示學生會變得偏激，甚至因為學生習慣反思不同角度的立場和觀點，更不容易受激進觀點影響。

2017年時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問，以及2019年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區蘊詩回應傳媒時，均因此提出未見到有實質證據顯示通識科令學生變得激進。

一般而言，通識老師更傾向不透露自己立場，以免影響學生討論；而且常使用「惡魔代言人」（devil’s advocate）的公民教育法——刻意提出學生不同意的觀點以作平衡，刺激學生思考，從而在反思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區區自身的經驗是，有時青少年只在網絡上接觸資訊，觀點可能零碎、片面，或一知半解。通識老師的責任，反而是與他們一起深入探究，不論政府或民間、「保守」或「激進」的觀點和理據。同學更多思考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和角度、政策及事件的複雜性，反而能夠更冷靜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亦因此，區區常說，不論是所謂建制或非建制人士，對通識科的看法都是「幻想」——真相毫不激情浪漫，反而很冷靜。

早於通識科推行之前的2008年，市民的「中國人」身分認同已從高點回落，香港隨後數年有青年運動潮，通識學生仍是中學生。通識科的「政治化」指控，只是湊巧在風高浪急的大環境中被誤解或抹黑，如此而已。在躁動的世代，可能我們更需要通識，可惜已成過去。

（通識回望系列 三之二）

作者是前教育工作者，曾任職11年通識教育科教師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田方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