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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彪:中大改革之我見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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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2019年11月11日晚上9時至翌日早上7時,我與友人張廣軍先生和歐志輝先生困在車內,整夜於吐露港公路(大學段)寸步難移。當晚,香港中文大學被暴徒佔領,做盡一切非法行為,癱瘓吐露港公路和東鐵,令整個新界東陷入癱瘓和恐慌。我當時沒有下車,怕被暴徒認出施以暴力。我目睹有不少坐在巴士回家的工友,困在車上兩個多小時後,疲憊地離開車廂,估計沿科學園步行返大埔;但有一些目的地為北區的巴士,即使第二天清晨,該批乘客仍呆坐車上,乾等轉機。

我當時憤怒地想,是誰把香港變成煉獄,殘害人民?更悲痛的是,為何山清水秀、關社認祖、文化厚重的中大淪為暴動基地?我在中大度過6年寒暑,當中3年住在宿舍,並曾代表中大在城門河上與其他院校競技,爭勝爭光,對中大歸屬感情深且重。2019年11月11日的悲痛,實在難以言傳。

對中大現况 仍心懷戒懼

有人指中大已升國旗、播國歌,是否已出現重大改變,向好向善。對中大現况,我仍心驚膽顫、心懷戒懼,唯盼中大實踐良好管治,擺脫陰霾,鳳凰重生。何謂良好管治?唯誠信與求變。可惜「暴大」污名、校長續任、校徽竄改等觸目事件連串發生,連合理管治都無從說起。改革中大,達至良好管治,迫在眉睫。

在2022年8月,我出席香港理工大學85周年校慶暨主大門揭幕活動,藉主大門的建設和揭幕,洗脫過去理大暴動現場的陰霾。理大校董會林大輝主席說:「2019年11月社會暴亂事件令大家今日身處的主校門及廣場滿目瘡痍、殘破不堪,場面觸目驚心,相信大家依然歷歷在目,學校運作被迫停頓,令人痛心和憤怒。校園暴力事件,最終在校方和政府緊密聯絡和合作之下得到解決,今日我們理大比起3年前更強壯、有朝氣、有勢頭,暴亂絕不能阻擋特區政府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亦不能阻擋理大持續健康發展。」

隨後,理大師生更一齊喊口號,青春齊心,煥然一新!理大成功展示了如何重建外界信心。

校方錯失求變契機

反觀,中大慶祝60周年校慶的頭炮,就是動用巨額資源搞「中大Rebranding Project」,出現了去年人人嘩然的竄改校徽事件。2022年10月17日,校方公布啟用新校徽,我於10月18日才正式收到一份校方通函,作為校董,對校徽一事真正「睇報紙先知」。

最誇張的是,早已定於10月25日召開的校董會,校政人員竟然覺得毋須多等一星期在校董會討論。見微知著,校董會在校政人員眼中只是一個擺設。而更令人深思的是,校方並沒有正視好和把握好社會對中大革新、洗脫污名的期盼,錯失求變契機。

我在校董會不足一年,校董會近日才設置不記名投票系統(由於校董會一直採取實體與線上的混合會議模式),這就解釋了為何去年段崇智續任一事在廣泛而高度關注之下,仍可安穩續任——因為架構上,校長對學院資源投放和人事升遷有足夠大的權力,在公開舉手的形式下,讓一眾校方受薪校董有所壓力,受薪職員校董如何無畏地表達意見和態度呢!

有人指校董會改革影響了大學自主。如果大學自主淪為校政人員自把自為,甚至淪為一小撮人的小圈子和「家天下」,為何不要改革呢!更何况,中大年約100億元的營運收入,逾半是政府撥款,為何中大管治可自外於公眾參與和監察呢?

改組方案令校董會更平衡

根據張宇人、劉國勳和我的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議員法案,就34名校董的建議,校內的受薪校董佔9人,加2名學生(共11人);另外,非受薪者佔23人,該23名非受薪校董當中,只有9人受校監(即行政長官)委任,3人為立法會委任,其餘11人則來自書院、校友組織和經由校董會選舉產生。最有看點的是,學生和研究生各有一名經選舉而進入校董會的代表,令學生代表能躋身校董會內。

我們建議的校董會方案,既杜絕校政人員權力過大,又兼顧書院傳統,加上不同渠道和形式的參與,令校董會組成更平衡和更具兼容性。其實,早在2002年教資會已發表「宋達能報告」(Sutherland Report),提出透過改革各大資助大學校董會架構,達至良好管治。

事隔20年,除了中大,所有大學基本上已完成改制。既然中大校董會近日已作出第三次的努力,並基本接納我們3名議員校董的方案,我期盼願望可化為行動,中大改革早日實現,落實良好管治,擺脫陰霾,鳳凰重生,贏得社會信任,為香港、國家和世界作出貢獻。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中大校董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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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