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學優：中大改革校董會方案反映的「香港故事」

【明報文章】於反修例運動期間，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對運動的支持，一度令其獲得「段爸」稱號，卻也同時引發建制派不滿。即便「段爸」早已「洗心革面」，與其他大學校長聯署支持《港區國安法》、擔任李家超競選辦公室主席團成員等，去年段崇智獲校董會批准續任3年時，建制派中仍不乏討伐聲音。其中，3名身兼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人、鄧家彪和劉國勳，更於去年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議案，建議改革中大校董會。

有見及此，中大特意組成由陳德霖領導的專責小組討論改組方案，校方於4月17日公布結果，重點包括：（1）校董會將減少整體人數，由現時的55人，減至介乎25至34人；（2）由現時1：1的校內外成員比例，增加到1：1.64至1：2.13，促進外界問責；（3）校長和常務副校長須由校董會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成員通過，取代現時「由校董會接獲校長遴選委員會意見後聘任」；（4）校董會主席、副主席和司庫，由校監（特首）直接委任；（5）設立本科生與研究生各一席位。

會議效率或許無關人數多寡

猛然一看，變動看似很大，但筆者認為變動並不會為大學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因此與其了解新方案之利弊，或許了解改革方案如何反映政府的「香港故事」，會來得更為有趣。

改革方案提倡減少校董人數，陳德霖稱現時人數過多，令開會難有「效率」。但這論述與香港立法會的改組方案互相牴觸。最新一屆立法會議席由之前的70個增至90個，筆者不見開會或審核議案之效率有所降低，反而有所提升，不懂為何提交修例的議員會支持減少校董人數。

不過效率或許並非人數多寡問題，而是攸關反對聲音一事。中大校董會與其他大學最為不同之處是，中大向來沒有學生校董。而其實2009年中大就曾建議設立兩名學生校董，其中本科生校董由學生會會長擔任；惟當時條款訂明，會長尚須校董會委任才可擔任校董一職，而並非當然地出任職務，引起學生群起反對，方案因而束之高閣。

本次改組方案倡議得到校董會「高效率」的贊同，同時亦缺乏如學生會等團體反對，假若是次方案獲得通過，則正正體現了香港由亂到興的「高效率」繁華一面。

改組意義何在

改革方案中最無可厚非的，或許是增加校外校董人數。中大確實為一間受政府、公眾資助的大學，接受外界問責，理所當然；而增加校外成員比例，也是教資會一直以來對各大學校董會／校委會的建議。惟中大校董會雖稱不上完美，但除了「暴大」之名，好像從來沒有聽過中大有任何嚴重忤逆社會利益之事，這令我不禁思考改組的意義何在。

當然，新方案對校長的「復仇意味」與政府對大學施以更嚴格管治的意欲昭然若揭，但中大「暴大」之名與段校長在反修例期間的「爭議表現」，早已成為歷史。正如上文所說，「段爸」早已「洗心革面」，而在國安法推行近3年後，大家早已了解現時紅線處處，對我的教授、同學與學生來說，自我審查已是如「避免抄襲」等必備的學術基本功。

比起引起阻嚇性或寒蟬效應，我覺得改革校董會方案，更像是3名立法會議員在缺乏泛民議員的情况下，無事找碴卻不知效果何在的一套「大龍鳳」。機管局今年浩浩蕩蕩宣布免費送出數十萬張來港機票，惟有得獎者投訴須繳付上千元的附加費，並聲稱能直接購買其他同等價錢機票來港。看來改革校董會一劇，正與其他「說好香港故事」活動一脈相承。

我希望議員一旦在改革方案通過後，能繼續鞭策學校改革，全力驅除中大內的「境外勢力」，爭取連根拔起由當年殖民政府引入的外來樹種，並以區花洋紫荊代之。洋紫荊樹為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的雜交種，不能結出含種子的花，為一「不育」植物，「佛系」的我正正看中其「奼紫嫣紅，無乜鬼用」。

作者是中大文化研究哲學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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