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李立峯：自由倒退下新聞的社會效用
【明報文章】每年5月3日是聯合國設定的世界新聞自由日。自1997年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在當天頒發以哥倫比亞記者Guillermo Cano Isaza命名的世界新聞自由獎。同一天，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則會公布其一年一度的新聞自由世界排名。香港的新聞自由世界排名，由2020年的80位，急跌至2022年的148位；而在上星期公布的最新結果中，香港於2023年排名，從去年稍微回升，在180個國家或地區中排第140位，但仍屬低水平。
傳統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新聞專業理念，強調新聞媒體在持平報道事實之餘，應該監察政府及社會上其他擁有權力的人和機構，並批判違反公眾利益的事情和行為。在過去兩三年的大環境轉變下，跟從這理念去從事新聞工作，變得非常困難。例如調查報道，向來是新聞媒體的監察角色的最重要體現；但在近年，因「批評」和「煽動」之間界線不清而帶來的法律風險、查冊制度調整、政治制度轉變下少了「吹哨人」，以至願意就着「敏感題材」以新聞消息來源身分提供評論意見的人買少見少，均令調查報道的空間比以往大幅收窄。
那麼，對新聞工作者以至一般市民來說，專業新聞可以發揮的空間還有多少？專業新聞的社會效用是什麼？
調查結果反映市民無力感
筆者在今年3月開展了一個調查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執行，共訪問了1015人。研究其中一部分處理的是新聞效能（news efficacy）問題，亦即是市民對新聞的社會影響和效用評價。表1顯示了4個相關題目所得的數據。
首先，有四成受訪者頗同意或非常同意香港媒體新聞報道有影響社會的能力；頗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只佔兩成。雖然我們沒有過往數據作比較，但筆者看法是，四成這個數字其實不算高，因為傳統上，認同新聞媒體具備社會影響力的人應該是多的；只有四成市民同意新聞有影響社會的能力，已經可以反映一定程度的「無力感」。
如果談的不是影響社會而是影響政府，無力感則更加明顯——只有兩成被訪者頗同意或非常同意新聞有影響政府的能力；近四成被訪者頗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
揭示社會民生問題 新聞仍具作用
不過，在環境轉變之下，當過往可能的事變得困難時，人們也可能替事物重新尋找其他可能性或意義。新聞界向來有「新聞是歷史的初稿」的說法。在今時今日，若說批判性的評論和報道變得困難，那麼報道社會上發生的重要事件，也許至少可以為社會留下一個紀錄。的確，調查中有57.7%受訪者頗同意或非常同意新聞可以為社會留下重要的歷史紀錄；頗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只有約一成。
在事實紀錄之外，新聞媒體還有沒有能力幫助不同群組發聲呢？發聲不一定可以產生即時和實際影響，但讓一種聲音被表達出來，也是社會紀錄的一部分。讓一種聲音被聽見，除了自身有其意義之外，也可以是未來的社會和文化轉變基礎。調查顯示，47%被訪者頗同意或非常同意新聞可以幫助異見者或弱勢社群發聲，這比例較認同新聞有影響社會能力的比例還要高。幫助弱勢社群發聲，往往涉及一些民生問題或社會不平等現象。這結果大概也顯示，不少市民認為新聞在揭示社會和民生問題上仍有一定作用。
固然，文章提到新聞自由倒退，但個別香港市民對新聞和社會環境的判斷可以不一樣。對不覺得香港新聞自由出了太大問題的人來說，可能會較認同新聞的社會效能。
調查問到被訪者認為香港的新聞機構有沒有自我審查情况，亦即是將一些敏感消息淡化，甚至不報道。結果顯示，認為媒體有自我審查，而且非常嚴重的被訪者有21.3%；認為媒體有「幾嚴重」的自我審查的被訪者有25.7%；19.3%認為媒體有「少少」自我審查；22.3%認為香港媒體完全無自我審查；另外11.4%沒有意見或沒有回答。認為媒體自我審查非常嚴重或幾嚴重的被訪者合共47%，比2021年調查所得的51.5%略為下降，但仍高於2019年調查的40.8%。
筆者將被訪者分為3組，認為媒體自我審查非常嚴重和幾嚴重的為其中兩組；所有其他被訪者（包括回答不知道者）則聚合在餘下一組。表2顯示新聞效能判斷與媒體自我審查認知之間的關係。跟預期一致的是，認為媒體自我審查不嚴重的被訪者，對新聞效能的判斷在整體上會較為正面，同意新聞有各種效能的比例一般而言都較高。
不過若仔細地看的話，3組被訪者在新聞能否幫助異見者或弱勢社群發聲的問題上差異最大：認為自我審查不嚴重的被訪者中，有52.8%同意新聞有此效能；認為自我審查非常嚴重的人當中，只剩下三成左右的被訪者認同新聞有此效能，兩個百分比的差異超過20個百分點。
其次，在新聞能否影響政府的問題上，認為自我審查不嚴重的被訪者，跟認為自我審查非常嚴重的被訪者的差別有12個百分點。在新聞能否影響社會的問題上，幾組被訪者之間的差異則小一點，只在8個百分點之內。
讓專業新聞報道承傳下去
有趣的是，最認同新聞能夠為社會留下重要歷史紀錄的，是覺得媒體自我審查「幾嚴重」的被訪者。另外，就算是覺得媒體自我審查非常嚴重的被訪者，仍然有超過一半人認同新聞的歷史紀錄功能。
以上分析顯示的現象，是市民及新聞界「適應」轉變中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產物。環境變差時，人們對媒體效能的判斷變得較為負面，但也會有人嘗試尋找仍然存在的空間、承擔仍然可以承擔的功能，甚至重新審視專業新聞的定位。這過程無可避免地涉及跟現實環境的妥協，但目的是讓專業新聞報道能夠以某種具備意義的方式被承傳下去。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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