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行集會較疫前大減 社運界指約談變密 劉兆佳：撥亂反正階段 政府態度仍謹慎

【明報專訊】特首李家超上任一年，本港曾經歷2019年反修例風波及新冠疫情，官員形容在「由亂到治、由治及興」過程，要社會穩定拼經濟，不時提到要警惕國安風險，包括提防遊行集會被騎劫。限聚令已取消半年，但根據警方資料，今年截至5月平均每月有24宗須通知警方的遊行集會，較2019年的月均78宗少七成。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認為，香港仍處於撥亂反正階段，因此當局對於遊行集會的態度仍較謹慎。有社運人士認為現時申辦遊行集會，要面對不同的條件限制及壓力，包括定期約談，期望《基本法》下遊行集會的自由能獲保障。

明報記者 鄭啟智 陳亦瀅

新政府施政首年，除了搶人才、搶企業、拼經濟、建簡約公屋等民生工作，國家安全亦是工作重點之一，特首李家超曾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到國家安全的重要（見另稿）。港澳辦主任夏寶龍4月來港時重申要維護國家安全，又稱遊行不是表達訴求的唯一方式。

警方數據顯示，今年首5個月共有122宗根據《公安條例》須通知並已通知警方的遊行集會，平均每月24宗，雖較疫情期間增加，仍遠低於疫情前水平（見圖）。疫情後首個遊行是今年3月底，將軍澳都會駅居民遊行反對政府在將軍澳填海，警方為遊行定下要求，包括要參加者佩戴可識辨身分的頸牌。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認為，香港仍處於撥亂反正階段，中央及特區政府均認為社會不是百分百穩定，因此當局對於遊行集會的態度仍較謹慎，不會輕易批准。他指出，遊行示威會被視為「挑戰政府」，愛國陣營會避免示威，而民主派已「潰不成軍」，難再有集體行動，估計數字因而下跌。

撤五一遊行

杜振豪：原以為紅線僅限政治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杜振豪與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今年以個人名義發起五一遊行，最終因黃承受壓力撤回申請。杜振豪認為遊行集會數字未「復常」主因是政府屢次警告，猶如要大家「乜都唔好做」，以免影響政府管治威信。杜說，國安法實施初期以為「紅線」僅限政治議題，如今表面仍可申請遊行集會，實際上民生事務也無空間示威，如果社會情况不變，明年五一不會再申辦遊行。

撤婦女遊行

胡美蓮：政府無明言國安風險

婦女勞工協會原擬三八婦女節前夕遊行，獲批不反對通知書後被警方約見，其後取消遊行。女工協會總幹事胡美蓮稱，政府一直沒明言公眾活動主辦方須承擔什麼責任及國安風險，令市民猶豫應否參與示威，窒礙發聲。她稱相信《基本法》保障遊行集會自由，視乎議題，不排除再申辦遊行。

勞聯今年也續停辦五一遊行，勞聯主席林振昇稱明白警方提出遊行條款是想萬無一失，但也期望未來可放寬管理安排（見另稿）。

民主派以往趁五一、六四、七一等日子發起遊行集會，社民連今年3月5日發聲明，時間在女工擬發起的遊行前夕，稱4名成員在3月3日被國安處警員問話，主席陳寶瑩當時稱，首次被警告不得參加遊行，憂其他特別日子舉行遊行將有困難。

社運界：有人每月約談如飲茶收風

多名社運界人士表示，警方今年約談的頻率明顯增加，就連五四等社運界不會動員的日子也有人約談，部分人今年首次遭國安處約談，包括前區議員、非政府組織成員等。綜合多名社運人士說法，國安處會定期約談部分人士，有人更說幾乎每月發生，形容為「飲茶收風」查詢近况。有個別社運人士表示，在特別日子曾在一個月內遭約談4次。有人稱獲告知如在特別日子有行動就會被捕；另有人引述警方說法，指勸說是為他們安全着想等。有社運人士不諱言有心理壓力。

就着本報查詢過去一年有否就遊行集會和個別日子約談，警方回覆稱會按實際情况採取任何行動，依法處理，將根據公共安全、秩序和國安威脅作適當行動調配。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保安局前局長黎棟國認為，遊行集會數字下跌與社會氣氛改善有一定關係，又稱如果有人欲發起示威，警方作為執法人員了解情况很正常，過往警民關係組亦會聯絡示威組織者。

陳克勤：警擬了解請願目的 非施壓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則認為，警方了解市民請願目的是慣常做法、正常不過，並非有意施壓。他指基於現時社會氣氛，遊行示威較多轉為小型請願，重申香港自由開放，市民會以不同方式表達意見。

（新政府一周年．國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