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閻小駿：符合時代要求的香港發展議程
【明報文章】發展與安全，是我國政治話語中的一對核心概念，也是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及實現民族復興的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兩者相輔相成，須臾不可偏廢。正確認知發展與安全之間的辯證關係，制訂符合時代需要、適應國家新發展階段需求，又契合香港獨特優勢的發展議程，是當前香港政治中的重要課題。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香港也不例外，「發展是基礎，經濟不發展，一切都無從談起」。最根本、最真實、最鞏固的人心回歸，來自特區經濟發展所能夠為社會帶來的豐富成果，來自香港市民從發展議程中所得到的真真切切的幸福感、獲得感，來自廣大香港市民家庭財富的增長，來自年輕人向上流動的願望得到實現，來自社會弱勢群體受益於普惠經濟成果。無論從以上哪個層面看，「治」與「興」都是相生相隨、相得益彰。
訂新發展議程 需回答3層問題
正確認知發展與安全的關係、制訂符合時代要求的香港發展議程，需回答好3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在國家新的發展階段，香港融入國家新發展格局的正確之道是什麼？第二，安全是發展的基礎、穩定是強盛的前提，如何在香港當前的安全形勢下，統籌好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促進兩者之間的深度融合？第三，在統籌發展與安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香港又應如何更好發揮自身獨特優勢？
第一個問題涉及認識論。隨着國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站到了不同於以往的新起點之上，具有很多新的歷史特點和時空特徵。也正因為這種發展階段的變化，對於香港如何融入國家新發展格局，以及在這過程中香港如何定位自身，都宜有較為深刻、系統的理論與政策反思。筆者認為，由於思維和實踐上的慣性，當前香港的公共討論仍未給予這個重大問題以應有的關注。
從歷史上看，在我國發展的早期和中期階段，香港曾扮演適應當時時代要求、符合國家在當時階段所需的重要角色。數代敢拼敢贏、善於識變應變的香港人，也在這個過程中成就了自己的人生財富。
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社會一方面成為當時我國經濟起飛階段的重要投資者，以投資、技術和管理經驗貢獻於祖國內地經濟體制改革；另一方面也因應內地當時「兩頭在外」（即原材料來源於境外，產品亦銷往境外）的發展模式，得以扮演中國內地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聯絡中介人角色，既促進內地的對外開放步伐，也使香港自身獲益，一躍而成為世界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
正如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樣：「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曾經在我國發揮了很大作用，大兵團作戰加快了我國經濟發展步伐，但現在再按照過去那種粗放型發展方式來做，不僅國內條件不支持，國際條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續的，不抓緊轉變，總有一天會走進死胡同。」隨着21世紀國際格局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及國民經濟經40年高速發展後的客觀要求，我國經濟發展的側重點開始從注重「量」的擴張，轉移到「質」的提高。
2012年以來，國家強調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為主要特徵的新發展理念，着力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從過去關注「有沒有」，轉為強調「好不好」。在新的歷史環境與時空條件下，如何根據新時代、新階段、新格局與新理念的要求，發展、完善及充實香港主要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形成的參與國家發展大局的既有模式，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重要課題。
如何統籌好「發展」與「安全」
第二個問題則關乎方法論。如何在香港的發展議程中，統籌好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促進兩者的深度融合？從國際和國內大局來看，當前世界已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國際格局變亂交織、高度不穩，「東升西降」、「東治西亂」的形勢益加顯著——這既說明時與勢均在我國發展一邊，但另一方面也預示西方世界試圖制約、遏止中國發展的力量和聲音，也可能音量愈來愈強、手法愈來愈極端。我國發展必須保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在這樣的歷史與現實邏輯下，我國着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降低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增加國內大循環的動力和可靠性，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步伐，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都是為了「夯實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增強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增強我國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
可見我國新發展格局的頂層設計，本身即是發展與安全深度融合構想的直接體現。長期以來，香港在國家原有「兩頭在外」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下，擔當重要的中介人角色、發揮關鍵的聯繫人作用；在新發展格局下，這一角色及作用應該如何得到適應時代要求的更新和提升？香港應該如何推動自身轉型，成為新發展格局下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以及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促進者？這都是值得認真探討的新課題。
從香港自身小環境而言，2019年社會運動後，中央接連出台一系列「制度組合拳」，香港社會大局得到了穩定、政治逐步有序，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進入了由治及興的新時期。但也應該清醒看到，當前，治的局面還不鞏固，亂的根源尚未根除。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香港的發展議程如何能夠更好地與安全議程統籌起來，實現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亦是有待香港社會共同思考的重要課題。
發揮香港特殊優勢 修正舊有體系不足
第三個問題則關乎香港的特色，即：香港在統籌發展與安全議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獨特優勢？香港的獨特優勢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中西之間的交匯、開放、融合。在香港的新發展議程上，如何善用這些獨一無二的優勢？可否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和成熟經驗，幫助內地打通供給約束的堵點，助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可否利用香港提供的平台、管道及影響力，引導內地消費需求的躍升，助力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
筆者認為，類似這些問題都是香港可以在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過程中，發揮重要關鍵作用的潛在點位所在，也是推動香港自身固治保興進程穩步前行的潛在動能源所在，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此外，我們在發揮香港特殊優勢的同時，也應積極修正香港舊有經濟體系中包括貧富差距過大的各種固有不足，努力「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共同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的時代任務，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作者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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