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銳紹：安危之本在人情 治亂之機繫事始——從8名海外港人被通緝談起

【明報文章】最近有兩則新聞引起關注：一是被稱為「開明派」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前部長閻明復逝世；二是8名身在海外的港人被通緝，港人對此尤其關心。這令我想起宋代楊時引述大儒程顥的名言「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亂之機繫事始（見《河南程氏粹言．論政篇》），意指國家安危取決於民心，而治亂的關鍵在於行事之始，也可引伸為事後要治理混亂，必須聯繫到事情的源起，找到真正問題所在，才能根治。

（1）通緝8人後的各方關注點

由於官方與涉案8人均有其理據表述，此文難以逐一分析；而且此理難服彼理，彼理難通此理。既然理在各自心中，倒不如綜合各方對此事的反應，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關注點：

──官方是秋後算帳擴大化？還是旨在製造政治張力，引發寒蟬效應，以免日後出現更多同類言行？如目標是第二點，而官方「公事公辦」、適可而止，也許可以理解；而涉案人士都在海外，仍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惟如果目標是第一點，那麼對社會氣氛來說就不是可喜現象，預示日後可能還有類似事件發生。官方表示，上述8人是「首惡分子」，將會繼續「抽出並追究他們在港的犯罪黨羽」，屆時，「以事實為準繩」或「擴大化株連」將是另一個關注點。

這對官方的另一目標，即「由治及興」並無好處。歷史證明，政治上秋後算帳的效果就是拖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的後腳，擴大化更會自傷其足。

──按官方所指的罪名，可能隨時覆蓋到其他人身上；即使與上述8人的案件無關，也無法掌握隨時有新說法的標準。例如，官方表示「若資助被通緝者發起的眾籌，或轉載相關帖文，也有可能違法」。那麼，曾經訂購、捐款或支持有關服務的人會否違法？有待澄清。官方聲稱「法律清晰、界線清楚」，但這類答案難安市民的心，等於無法弄清「善意批評」與「惡意攻擊」的分野一樣。

──近來經常聽見「軟對抗」一詞。在官方和建制的解讀中，「軟對抗」包括明顯的敵意，不應落實，更不應宣揚鼓勵，因這會抵消官方的努力。可是，這裏帶出3個問題。一、怎樣回應是各人的選擇自由，總不能把「不響應官方呼籲和號召」都視為「軟對抗」。二、很多人都想作貢獻，但現實（包括政治先行）卻處處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例如某些人也想服務社區，卻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取得關愛資助。他們已按官方的遊戲規則辦事，惟仍然有力無處使；更有甚者，他們不放棄地區工作，卻被視為另一種「軟對抗」的方法。三、被視為「軟對抗」的事例也在建制陣營中出現，例如對官方宣揚的事情不公開表忠，或不積極支持，或不投其門下，也被視為「軟對抗」，從而反映到利益分配之上。這不是挑撥離間，而是這種感覺逐漸浮面，「軟對抗」變成一種壓出來的副產品。

（2）如何處理「由治及興」 方是關鍵

──以當年「六四」後的形勢為例，江澤民對外繼續改革開放，對內政治收緊；今天的政策如是，只是程度不同。但有兩點不同：其一，江澤民和胡錦濤年代的政治收緊，不影響對外關係；其二，外界對中國決策的可預期性仍有信心。容或今天的中外關係已大為改觀，外國壓力加重，中國不能不改弦更張，惟民眾看的是效果，而不單是理念和意圖。所以，怎樣才能讓大眾心情舒暢，主動配合「由治及興」？已是一個全新的課題，而不能單靠官方的努力。

──再以港英政府在1967年之後的政策為例。它為了籠絡民心、做好中英會談前的準備，一方面搞好經濟民生，一方面放開政治關卡，但速度是緩慢的。我在英國曾採訪前港督麥理浩，他說這是一種「推動和管理心理預期的藝術」；政府調節力度，但整體形勢順應民意，讓港人感到「由緊變鬆」（其實仍是抓緊不放），這才有利於政府管治，否則「由鬆變緊」，效果必定適得其反。

果然，當時被港英政府鎮壓的左派，也不能否定各種惠民政策和民心所向，只能說港英在「懷柔改良，不要中計」，還表示「港英改善施政是左派堅決鬥爭的成果」。撫今思昔，為什麼港英可以「呃人和懷柔改良成功」？哪些地方可以取經呢？

──為了「由治及興」，值得對香港回歸以來4次主要的民情反彈（2003年「七一大遊行」、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修例事件」）的深層次原因，進行「治亂之機繫事始」的檢視。民間有民間的問題，需要檢討，但官方也有某些問題。如果認為「官方沒有問題」，那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總之，細心冷靜研究事情的源頭，而不是靜止於眼前的某個單一焦點，就不會一葉障目、影響其他宏圖。

（3）各方要懂得看大歷史

──其實，內地和香港的各種社會運動，只是中國大歷史的一部分，無論起因和結果，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從不同時期的官方角度看，「六四」和「五四運動」都是用武力「平息動亂」，跟着「拘控暴徒和異見分子」。香港「六七」和回歸後的事件，也有這個軌迹。不過，當年國民政府打壓「五四」青年，卻打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時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還有後來支持中共的學生領袖（例如許德珩；詳見《重返五四現場》）。

可見，歷史循環中到了哪一個點，無人能知；但如何興利除弊，倒是可以領略和學習的。所以，學懂怎樣跟未來對話？怎樣才能真正有利於今天，也為未來服務？實是能否摸透「安危之本在人情」的關鍵所在。

──最後，必須談談中共中央統戰部前部長閻明復，尤其是他在「六四」前後的處理方法。他是最早主張跟學生對話的高層官員之一，後來還跟一些知識界人士（例如嚴家其等）商量，如何在「事始」階段平息民情。他後來跟早期的學生代表對話，我當時也開車把其中一些代表送到府右街中央統戰部去。

閻明復後來又到廣場與學生直接對話，還推動更高層的對話，但也無法扭轉形勢。最令人遺憾的是，他後來還因為種種指摘而被免職（詳見已在公眾圖書館下架的拙作《炸醒我的「六四」》）。我在跟閻老的交往中學了很多東西，惟不少人反問：為什麼主張對話、逐步而溫和解決問題的人，卻得不到善待？待得平反之日，又豈是民心舒暢之時呢？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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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