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李宇陽：一國兩制的變與不變
【明報文章】近日內地知名博主、涉港時事評論員靖海侯的一篇文章〈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在建制圈子引起不小的反響，甚至在本土論壇「連登」上亦有討論。這篇文章的內容及部分用詞，例如「寧左勿右」、「矯枉過正」、「貼標籤」、「不折騰」等，在很大程度上亦代表了當前部分港人的心態，既是對自身身分的認同與懷疑，亦是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思考與未知。
香港經歷了修例風波及新冠疫情雙重打擊後，在「後國安法」時代下，一國兩制的變與不變、如何保持香港自身的獨特性，再次成為繼九七之後擺在國家及香港面前的重大課題。
香港治理的好壞 取決於兩個維度
2002年11月19日中國時任總理朱鎔基訪港，在禮賓府接受港府宴請時，曾致辭提到：「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總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單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
現階段香港治理的好與壞，取決於兩個維度：一方面是港府的政策制訂與施行，是否落實到位、民眾是否對此買單；另一方面，則是中央對香港的未來管控是嚴或鬆、一國兩制有沒有變質。這兩個維度之間亦有交集，那就是代理人對中央方針路線的理解與執行。若理解得差，執行自然不到位；但如果出發點只是為了執行的觀感滿意程度，而選擇性忽視理解的深度與否，更是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提出與落實，是中共老一輩領導人的集體智慧結晶。一國兩制作為解決香港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作為香港回歸後保持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這一制度是沒有問題的，更必須長期堅持。
不過伴隨時代的變化發展，無論是中央還是香港，都會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和把握，發生改變。2019年之前，是「一國」與「兩制」哪個在先、哪個在後的意識形態之爭；而2019年之後，便是在「一國」主權之下如何發揮「兩制」之利，對於不掩蓋「兩制」獨特性的一種擔憂，對找尋「一國」與「兩制」之間最大公約數的一種思考。
香港要守護世人信心
「一國」與「兩制」並不衝突，也不應衝突。一國兩制的好與壞，是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側面縮影，就好比爸爸與兒子一齊玩蹺蹺板，有些時候，爸爸稍微挪一挪，兒子的位置就會改變，而不是爸爸永遠以絕對重量的壓勢，令兒子只能停留在最高點，無法動彈。
中央永遠都是希望保持住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一國兩制成功與否，是要向世人證明的，更關係着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維繫高效公平、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及聯繫匯率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等，這些均是香港及一國兩制成功與否的重要基石，亦是短期內沒有任何一個內地城市可以取代香港的根本要素。這些中央知，香港更知；而香港要做的，就是守護住世人對此的信任和信心，而非自廢武功。
講好香港故事，其實就是講好一國兩制，令世界覺得不是「一國一制」、空有其表。正如不能單靠「有麝自然香」，亦要「畫公仔畫出腸」。過去一年，無論是「Hello Hong Kong」還是推出「高才通」，或者是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特區政府在疫後為了向全世界展示一個經濟復蘇、活力強勁的香港做了不少工作，亦取得一定成果。
香港固有的傳統優勢及經濟基礎，只要稍作宣傳便可回來；但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有關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指控與批評卻從無間斷，這是香港政府必須面對，也是必須想辦法解決的問題。
雖然當中涉及地緣政治和中美衝突等大背景因素的影響，惟絕不是靠幾個「強烈譴責」、「堅決反對」的字眼就可以迴避或交功課的。何謂香港故事？講好香港故事，還是講好的香港？講好香港故事，如何做到既令國際社會認可，亦讓香港社會內部產生共鳴？這3個問題，特區政府有必要重新梳理，未來在大外宣方面是否需要有新的側重點，以維持一國兩制新形象。
國安法絕非用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在靖海侯那篇文章中，我很認同其中一句話：「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寧左勿右，不管後果。」執行者的有關言行，其實某程度上影響着能否講好香港故事、能否貫徹一國兩制。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新香港，在由亂轉治的過程中，「止痛」雖必不可少，但在由治及興的過程中，如果事事仍以國安為由，只會進一步降低港人對政府發自內心的認受性，以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認可。當權者更需要留意的是，國安法只是用來撥亂反正、應對外部勢力的殺手鐧，絕不是用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更不是用來作為個人邀功的尚方寶劍。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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