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從添馬公園到東九文化中心 嚴迅奇不讓建築變大白象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前日開鑼，近年不乏回溯香港建築的書籍出版，由現代主義建築，談到每一區都有的街市建築，今年還覆蓋粗獷主義（brutalism）建築。回首舊日建築之後，眼下香港基建項目排山倒海，如何展望公共建築的將來？解答大問題前，先問一條小問題：從什麼時候開始，踏入市區草地的潮流興起？香港建築師嚴迅奇不諱言，就是自他設計的添馬公園開始。開放草地成功，思考公共建築時，建築內外又應如何融入社區？
【公共建築系列一】
除了政府總部，香港很多地標，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IFC等，均出自嚴迅奇手筆。香港山多平地少為建築帶來限制，然而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卻為這個土生土長的建築師帶來很多建築設計靈感。嚴迅奇指出，「香港是這麼密集的城市和受這麼多不同的地理環境影響，很多時候令到建築為了回應城市環境，有它周圍（地方）做不到出來的形態」。他舉例中上環山邊的建築都矗立在斜坡之上，可能令建築物每一層對出都是街道地面，建築連接空間的手法就已經截然不同。與此同時，我們又可否利用香港公共建築貼近社區的特色？
造型是為製造空間 非純為樣子
距離近，不一定代表關係親近，即使坐落社區，建築還是可以散發着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氛圍。為管理之便，香港市區草地以往大多不允許途人踩踏進入，但嚴迅奇認為，添馬公園是政府總部融入社區的重要一環，因此跟團隊說服政府24小時開放添馬公園的草地。自添馬公園草地開放後，他留意到愈來愈多開放草地的公共空間，譬如各區海濱公園紛紛仿效，「政府要接受才能做到，這是整個社會進步」。
建築氛圍並不自有永有，很多時候來自建築師的巧思，從嚴迅奇在戶外博物館Arte Sella的裝置作品或可見一斑。Arte Sella位於意大利北部山群Sella Group中，館方廣邀藝術家和建築師在那裏建造永久的裝置藝術，讓藝術與大自然對話。近年則多邀請建築師創作，譬如日本建築師隈研吾、英國建築師Ian Ritchie和葡萄牙建築師Eduardo Souto de Moura，嚴迅奇則是首名參與創作的華人建築師。
創作者多數取於自然，用上一石一木，嚴迅奇還觀察到建築師跟藝術家的作品最大分別是空間感，譬如隈研吾創造了一個木頭方塊的空間，Ian Ritchie則用木條創造了一個像亭的空間，他指着兩人的作品照片說：「建築師是通過物品創造了空間，而他們創造出來的空間（相較藝術家）和人互動更多。譬如（隈研吾）這道門，你可以走過去、穿過去，在（Ian Ritchie）這個亭下面，人們可以在裏面坐下。」因此他的作品同樣注重空間，「建築師一向覺得造型是為了製造空間，造型不是為了樣子而已。無論是外面的空間還是裏面的空間，都可以令人享受到造型所塑造出來的空間」。再舉他設計的香港故宮為例，「帶你由地下穿上5樓去看不同的展覽，是一種空間的感受，可以說是比造型更重要的元素」。
倒塌樹木啟發 舞動森林
嚴迅奇在Arte Sella的作品也是想要塑造一種很不同的空間，供人體驗和感受，在不同天氣及季節下融合大自然。不過他起初獲邀時毫無頭緒，因為習慣了建築項目通常有明確要求。直至2019年當地發生一場大風暴，山坡上樹林中很多樹都倒了，很多樹幹都被斬開擱在路旁，等待由車運走扔掉。那是他第一次到當地，還拍了照，「很震撼、很悲慘」，「大自然的力量把樹都摘了」。
靈機一觸，眼看被摘去的樹幹已經不堪一擊，啟發他組合樹幹，象徵樹的重生，故得名《舞動森林》：「自己一枝是站不住的、會倒塌，但幾枝合在一起重新站起來的時候，其實象徵着被破壞的樹幹重生。出來的形態就像手拉手跳舞，所以是跳舞的樹。」與此同時，在作品裏外兩個位置種植兩棵小樹，代表新生和重生結合在一起，「其實是做了一種灰空間，既不是外面又不是裏面，是等人進去穿插」。疫情期間完成時仍是夏天，從外地運來的樹幹看起來很簇新，疫情過後，嚴迅奇再去看，歲月已將它變成當地樹木的顏色，無論晴天、陰天、雨天，每個時辰都有新的面貌。
罕見被屋苑群包圍的文化建築
設計理念容易說，但實際設計就考究建築師功夫，嚴迅奇及團隊設計的東九文化中心可見到建築如何利用空間帶動文化人流。東九文化中心定位藝術科技，暫未有確切開幕日期，嚴迅奇接下項目時其實還未有藝術科技的定位，所以他是就着東九文化中心獨特的地理位置來設計，尤其着重文化中心與社區的關係。
東九文化中心被淘大花園、德福花園等大型屋苑包圍，對文化建築而言十分罕見。嚴迅奇不諱言文化中心這類型建築「很容易變成一個大白象，自己孤零零地坐在那裏，有表演就很多人來，沒有表演就冷清清」。所以他一向希望將文化建築帶進社區和生活，大衆在文化建築的空間中穿梭，不經意就會接觸到文化。「所以在東九這個地方，我希望這個文化中心可以是連接周圍不同社區的聚散點，亦都是這一區的人流網絡重要的節點。」
在他眼中，文化中心的公共空間等於城市公共空間的一部分，但當上演文化節目時如何保證觀衆與一般行人的人流沒有衝突？或許在香港語境來說，更重要是不接獲市民投訴。嚴迅奇就利用不同路線和建築分層：「我們叫做community traffic，即是分流日常穿插的人流和真正看表演的人流，可以在某個程度上分隔開兩層。」
東九文化中心除了可成為社區的接觸點，嚴迅奇並刻意利用整座建築的空間規劃，允許公衆即興自發的文化活動，包括廣場東面可擺攤檔，有大台階可舉辦戶外表演。「除了室內需要的功能，包括劇院或劇場之外，其實有很多戶外活動場所可以靈活使用。所以社區通過建築連接、融合，同時間很多空間可以用作不同的文化活動，不止建築物裏面，裏裏外外其實是打通的。」文化建築裏裏外外的空間還需要為人帶來啓發，刺激文藝靈感。
他胸中有想要實踐的設計理念，也需要康文署的管理配合才能成事。「因為會帶來更多人流，管理上一定要花費很多工夫。怎樣控制？怎樣引導？建設磨損一定多了，一定要政府支持這件事才行得通。如果不肯，為了最方便，一早就關門。」他不諱言，過往未見有建築理念和公共管理像東九溝通得那麼多，而且他在香港公共建築初嘗這種設計理念，也需要試驗和運作一段時間——既平衡管理人流和迎接人流，又適當地保護到建築物，同時讓人在建築空間裏自由活動穿插。正因為東九文化中心剛好落戶住宅區，所以有條件連接四周社區，否則「你想做都沒有意思，亦都無謂做」。
某程度上，公共建築有空間先行試驗實驗建築理念，他亦認同若要推動香港建築理念往更進步方向發展，或許可以先由政府帶起。他坦承私人建築必先考慮實用率，「而公共建築其實首要是公共利益、公共好處，所以有很多問題的優次或先後有所不同」。以東九文化中心為例，為了製造更多地方讓人穿插，必然犧牲部分實用率。「私人發展商始終不是發展公共建築，他有他應該有的顧慮和關心，有時事情是剛好互相符合。例如我們做IFC，它剛好連接碼頭、連接城市，讓人自由穿梭，又剛好對商場很有利，這樣便對大家都好，雙贏亦都要看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