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緻茵：「狀元文化」的社會想像

【明報文章】每年中學文憑試放榜當日，「狀元」總是被媒體捕捉、追捧的對象。每年「狀元新聞」的焦點都略有不同，今年的重點是文憑試「只有」4名狀元，比去年少了7人，是文憑試開考以來最少狀元的一屆。被問到狀元人數少了是否與移民有關，考評局指人數少了只因個別學生差了一些「運氣」，不相信高材生均已離港。狀元固然得到大眾的艷羨目光；被稱為「狀元搖籃」的學校，也吸引很多人爭相入讀，可見學校也需要狀元。種種現象，足見公開試是教育制度的主流價值。

在同一天裏，媒體又出現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論述：「其實行行出狀元」、「升讀大學以外，有很多選擇」。官員也勉勵莘莘學子：「成績非學生唯一KPI（關鍵績效指標）」、「條條大路通羅馬」。放榜前後，青年團體會提供熱線，支援有情緒需要的學生；被媒體引述的心理學家，總會教導家長如何開解子女，讓他們知道成績不代表全部。

這就顯得很矛盾了——既然「行行出狀元」，那為何文憑試之前，學生年復一年、從所有社交圈子接收的信息，都是要有好成績，才有好出路？為何不擅長應試的學生，要先被公開試制度否定，再重新尋找其他更適合自己的出路？對於難以適應「應試教育」的學生，為何「選擇」會來得這麼遲？

公開試有何社會功能？

現代的公開試，是在推動普及教育和專業資格標準化的背景下形成。這種評核方式有其合理性：相比古代的考試制度（即科舉制），現代的公開試是一套相對公平、公正、公開的制度。評分標準和考試流程都是公開的，考生在同等條件下參與考試，減少了人為偏見對結果的影響。

這種標準化的評核，具有各種社會功能：它是一種「篩選」機制，讓政府和企業等透過一些客觀標準，挑選最合適的人才。換個角度說，公開試成績也是一種認證，讓學生得到進入某些機構的「資格」（qualification）。公開試亦是一種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機制：學生學習的範圍、內容和考試評核準則等，對於學生的價值觀有模塑作用。任何有考試經驗的人都知道，比起不需透過考試評核的科目，我們總會把更多的專注力放在「考試範圍」內。

「狀元文化」令學生對成績有無止境追求

觀乎公開試在教育制度中、在社會上被廣泛認受的程度，以公開試為主流價值的教育制度不可能一下子改變，我們也不必全盤否定其社會功能。問題在於，圍繞着這套考試制度而形成的論述與行為，是否正引導學生對「好成績」要有無止境的追求？社會是否仍有意無意地矮化公開試成績以外的「標準」？

在今天的香港，考試雖不是向上流動的「唯一」途徑，但仍然有很多人把它「視之」為唯一途徑，即所謂的「一試定生死」。放榜之後，總有考生嘆自己「失手」，惟其實他們的成績一點都不差，只不過能夠獲得蜂擁鎂光燈的狀元，並不是他們而已。

所謂的「狀元文化」，對於「功名」亦有一種膜拜——就算成績已經很好（但就是不夠好）的學生，面對公開試制度時，也會產生挫敗感。筆者絕非要否定「狀元」的努力和能力，而是要指出「狀元文化」下，學生對更高分數有無止境的追求；而這種追求，往往跟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的目標背道而馳。

「選擇」是否來得太遲？

公開試成績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大學的入場券。近幾年，隨着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變得更多元化，我們開始把目光投放到職專教育。職專教育已經談了很多年，社會對它的認識和接受程度，近年雖已明顯改善，惟很多人仍然認為職專教育不是最好的選擇。當局已承諾會推出先導職專文憑，亦會加強宣傳職專教育，但靠「宣傳」是不夠的。

每年都有一些大學科目被形容為「水泡科」（即較保險或收生門檻較低的科目）。對着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總會有人教學生策略性地選擇「水泡科」，即使這個選項對某些學生而言，未必是最好的出路。這也很容易令學生產生一種錯覺——「因為你是失敗者，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大學以外的出路」。

或許，在公開試之後才有人「教路」，已經太遲。在中學教育的過程中，學生是否有空間了解和選擇其他路徑？假如資助學校可以有更多空間辦文憑試以外的課程，我們的教育制度或能夠變得更多元化。在中六之前，大部分主流學校學生的選擇都有限；就算是成績不佳的，都勉強要完成文憑試課程，最終無可避免要面對考試的挫敗。

對於何謂「教育」，有位前輩一語中的：「學習是人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是人類為人類而設的學習系統。教育因此帶有時代的背景與烙印。也就是說：教育制度是可以過時的！」

教育塑造的社會想像 是否已過時？

在香港，很多人都憧憬這樣的人生：於文憑試拿到好成績，考入大學「神科」，成為專業人士，人生一帆風順。社會對於「狀元」的追捧，背後也包含了這種想像。這種想法也不是錯誤的，拿着「王道CV（履歷）」的人，很多都平步青雲。然而，在今天的社會，這種「從此一帆風順」的盼望，已逐漸變得可望而不可即。我們的教育制度是一種「階梯式」結構，惟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模式卻不是這樣。

學歷與職業要求不相配（study-work mismatch）、工作零散化、工作的不穩定性增加、科技的躍進式發展等，已成常態。筆者身邊有青年人選擇做「斜槓族」（slasher），卻被長輩狠批「打散工，不務正業」。青年人回應說：就算「正正經經」找份全職工作，甚至投身大企業，人生也不見得從此會變得穩定。如果願意仔細了解青年人的選擇，就會發現他們並非如其他人想像中般草率。他們也有自己的計劃，例如透過建立不同的收入支柱（pillars），靈活地分散風險。

在新常態下，我們要繼續塑造「取得好成績，從此一帆風順」的希望，還是要學生變得有自主性和適應性，讓他們能夠無愧於心地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道路？「升讀大學以外，有很多選擇」——這句說話並沒有錯。但在應屆考生的眼中，它要由一句安慰的說話，變成一個令人信服的話語，整個社會都需要重新思考：在「狀元文化」下，我們有多鼓勵多元發展。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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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緻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