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歡：從一間飯店結業 看港府干預經濟的尺度問題

【明報文章】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之後，土瓜灣區旅遊團數量暴漲導致交通堵塞等一系列問題，在今年上半年浮出水面。針對該問題，旅遊業監管局在3月底要求業界採取預約制和人流管制措施，5月再推出新措施，要求旅行團不可同區購物用膳等。

也許政府預料一系列措施，能夠改善旅遊團數量上漲所導致對市民生活的滋擾，但措施力度和準確度卻引來市民的質疑，因在政策實施之後，由於客源急速下降，導致一家經營多年、專接待旅客的酒樓結業。

市民並沒有直接質疑旅監局此次政策的初衷，因為保障本地社區環境、減緩交通壓力，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反而批評政府在經濟層面的施政尺度，是否有失偏頗、矯枉過正。

旅監局「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主要支柱之一、是香港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2023年初，香港與內地和世界重新建立連接，恢復通關。開關之後，傳統旅遊業及餐飲零售業迎來復蘇，本地經濟才得以逐步恢復。在上述社會背景之下，本港社會各行各業，尤其是依賴遊客的餐飲、零售等行業，都需要一定時間的自我調整，才能滋養被疫情打擊的信心。

根據2018年數據，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約4.5%，就業人數約25.7萬，佔全港總就業人數約6.6%，為香港社會提供約27萬個就業崗位。它還帶動酒店、零售、交通等多個行業發展。截至今年首5個月，抵港旅客剛剛超過1000萬人次，僅達到疫情前水平的40%，行業恢復水平並不算高。

况且，放眼全世界，在同一旅遊地點購物與飲食，從來不是一個矛盾點。現在為了改善土瓜灣阻街問題，選擇對食肆生意「重拳出擊」，非常「無厘頭」。被人詬病干預市場自由競爭，只能算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政策不應以干擾市場秩序為代價

根據《旅遊業條例》對旅監局權力的規定，列明可作出其認為執行職能而需要作出的「任何事情」。但需要釐清的是，所謂「任何事情」，並非絕對意義上的「everything」——任何政策都不應該以干擾市場秩序為代價。疫情過後的今日，政府針對本地經濟發展和恢復的態度，本應以鼓勵和支持為核心；縱然是規管和制約之法，都要以引導行業和本地經濟長遠發展為目的，不應偏離核心。換言之，本次旅監局施政實在過重——初衷是改善一個社會現象，卻傷及對香港而言至關重要的市場自由規則，偏離促進經濟復蘇的初衷。

另有業界人士表示，此番旅監局政策也體現出政府常常被詬病的缺乏諮詢的弱點。該新政並非僅僅涉及旅遊業，而同時涉及餐飲業和零售業等，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初，不可只是諮詢一方或兩方，而理應顧及多方，以保證公平公正，平衡好政府自身與自由市場之間的關係。

從全球經濟史汲取經驗

透過此次事件，政府應當有所警醒。當面對市場經濟相關事宜時，政府應當格外小心。綜觀國內外的經濟發展規律，從古至今，都不乏政府過度放任或過度干預，而導致市場失序、經濟下滑的案例。回顧全球經濟發展史，也許我們可以學到一些經驗。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崇尚自由貿易，反對政府干涉商業和自由市場。他認為，經濟運行受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所支配，政府應以扮演「守夜人」為天職。

基於此理論發展，經過逾150年後，放任自由的經濟模式終於在1929年引爆了西方世界的嚴重經濟危機。隨後，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強調發揮政府的作用，主張通過赤字財政的方式，增加公共投資，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和普遍失業的問題，從而反對前者的「放任」理論。

受益於凱恩斯的理論，美國艱難地從經濟大蕭條走了出來，實現了經濟復蘇甚至蓬勃發展。然而，上世紀70年代彌漫全球的「滯漲」，令凱恩斯主義面臨窮途末路。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後來指出，政府的過多干預，不僅未能促進經濟有序發展，反而擾亂了市場運行秩序，限制了市場的充分競爭。

因此，回到上述事件本身，今天市民批評政府干預市場自由，並非僅僅否定該觀點本身，而是以小見大，擔心政府在解決經濟相關問題時「顧頭不顧尾」。

不應丟失自由市場優勢

如今香港經濟，需要新的增長點。自由市場的運作，令香港在過去幾十年間充分發展，這是香港不會也不應該丟失的優勢。今天，社會上不乏聲音提出特區政府不應再以過去的「小政府」自居，而是應當承擔更多責任，無論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還是在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方面。但倘若沒有做好諮詢、把控好尺度，以及推測出預期效果，政府任何對於市場與經濟相關的政策，無論大小，對基層普通市民都可能會影響頗大。當面臨市場惡性競爭、壟斷等情况發生時，政府反而應當及時干預，以保障市場平衡不被打破。

土瓜灣的事件，看似只是一間飯店、一個地區的小問題，但也正是香港經濟在未來發展過程中，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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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