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健熙：究竟是誰在給香港和政府「倒米」

【明報文章】民主黨原定本周一晚上舉行籌款晚宴，再度因突發的場地問題而無法舉辦。事發經過不贅，簡而言之就是由去年開始，我們多次嘗試舉行晚宴（春茗也好，會員聚餐也好，籌款晚宴也好），每次都有食肆或酒店有意合作，到最後關頭就因各種奇怪原因（如突然的新冠確診消毒、緊急維修、壞煤氣、消防年檢、打風爛玻璃）或直接不提供原因，而被取消預訂。這些一而再的「巧合」，若不視作針對民主黨的小動作，都不知可如何看待。

我們當然不會怪責食肆負責人。眾所周知，飲食業界近半年十分慘淡，復常不似預期，都在艱苦經營。明明有酒席竟選擇在市况最淡的平日夜晚舉行，他們自然都很想做成這單生意，賺少少總好過沒有。相信他們都是在迫不得已之下，才取消我們的預訂。

氣氛繃緊 無法搞活香港

日前《明報》專欄李先知引述消息人士指，有人透過某行會成員向食肆施壓，明報向其查詢而不作回應。我沒有任何消息線報，惟我傾向認為這是個別人士的行為。無論是誰，我還是想再說一次：當民建聯在搞籌款晚宴，黃大仙時任民政專員黃智華也搞送別宴，而民主黨舉辦同類活動卻受到外力阻撓，對香港市民的觀感、對掙扎求存的商界、對潛在的外來投資者，都是一個極差的信號。成功阻止民主黨食飯了，但結果是損毁各界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信心，究竟有什麼益處？

過去幾個月，我在不同文章都反覆表達一些觀點，就是香港和一國兩制的成功，極度需要多元、包容、開放、自由的社會氣氛；政府管治有多大能量和認受性，亦很大程度來自市民對政府的觀感。若政府（或親政府人士、建制派）的種種舉措，都令人覺得社會氣氛仍非常繃緊、社會上的空間仍十分狹窄，暮氣深沉，怎樣都不利「說好香港故事」，也無法「搞旺」、「搞活」香港。

社會空間收窄的感覺，也見於政府不再安排於行政會議前接收市民請願信。行會逢周二召開，疫情爆發前，政府都會在行會開會前設立示威區，讓不同市民到場，向準備前往開會的特首、官員、行會成員請願。數十年來除了政府總部搬遷外，沒有很大轉變。

竟憂市民表達意見「渠道太多」？

政府在疫情爆發後「暫停」了示威區安排，復常後原來的示威區卻不復再。特首李家超說，市民可透過很多渠道表達意見，可以寫信、寫電郵、打電話，有請願信都「可隨時交給政府、隨時交給我。我認為不需要特別安排一個環節在行政會議之前做，因為其實渠道太多」。當局吸納市民意見的渠道，從來只應關心會否「太少」、會否令某些人無法暢所欲言，什麼時候竟然會擔心市民向政府反映意見的方法「太多」了？

觀乎過去經驗，到行會前請願的最主要可能是基層團體或弱勢社群；有某些特定議題無法得到足夠關注，便希望可以親自將信件交給特首和官員，令政府、公眾關心事件。在示威區請願遞信，行會成員喜歡就會走過來接你的信，若議題引起他們關注，可能會攀談幾句；而如果他們選擇不接信，落車後直行直過，亦無人可阻止。

這些請願安排，對政府的行政影響極小，有何特別原因要取消這樣的方式？「渠道太多」，真的可以是不接觸市民請願的理由？若將來的區議員用跟特首相同的原因，拒絕與某些市民見面，而叫他們寫電郵、寫信，政府又認為可以嗎？

我又不期然想起早前政府舉辦的、要經民政專員推薦才可以參加的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那些諮詢會和這次取消行會前請願的安排，令政府「故意避開市民直接表達意見」的印象再次加深。

本屆政府由啟德簡約公屋選址、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將軍澳填海、眾籌規管等不同議題舉行的公眾諮詢，都早已令不少市民覺得跟以往當局的諮詢工作十分不同，低調得令市民難以察覺，部分甚至連新聞稿都沒有，就只是放在網上等待市民自行發掘。靜靜的幾乎沒公眾知悉的公眾諮詢、可控的經推薦才可參與的「地區諮詢」、取消行會前請願，究竟政府接收市民意見真的是「渠道太多」嗎？那些渠道其實又暢通嗎？

官民距離又拉遠

回說行會前的請願。這個本來是很好的場合，讓官員大演「親民騷」，過去的特首甚至可藉機向公眾展示自己特別關注的議題。一個普通市民不需要預約、推薦、篩選，就可直接向特首表達意見，然後特首和官員大方收信而且表現得十分關心。但把自己重重包在舒適圈裏，就將這些好處都完全放棄。然後，公眾觀感就覺得政府連表面上表現得貼地、願意聆聽民意的工夫都不屑，「做吓樣都唔做」。

一來一回，政府又將市民推遠了一點。到底是誰給出這些「倒米」建議？

作者是民主黨主席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羅健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