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閻小駿、李拉：傳統與現代 本來與外來 過去與未來
【明報文章】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出版了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在書中，韋伯將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起源，歸結為基督新教教義所孕育的特殊經濟倫理，其要義之一即是塵世的財富積累，標誌着上帝的恩典和眷顧；個人通過努力工作、勤儉禁慾所達至的經濟成就，就是上帝即將賜予其救贖的確證。
現代化原動力 深植於文化傳統
韋伯認為，由宗教文化產生的經濟倫理，推動了資本主義發展，並使西方在現代化進程中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快車道。在此之後，韋伯又相繼發表《儒教與道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古猶太教》3部著作，從相反的側面進一步闡釋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進程在非西方文明中所遭遇的強大文化阻礙。
韋伯對現代化進程的文化解釋所體現的，是站在20世紀的門檻上、剛經歷兩次工業革命的西方思想家群體，試圖總結和反思其自身文明現代化進程的集體努力。這位一個多世紀以前的西方學者早已清楚看出，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原動力與發展道路，均深植於文化傳統之中。一種文明從過去走向未來、從傳統邁向現代化的形式和進程，跟其文化裏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與道德規範息息相關。
每個民族的文化特性，不斷塑造着本民族現代化得以推進的形式和道路。但囿於時代限制，即使偉大如韋伯的學者，其理論視角仍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嚴重舛誤。韋伯文化理論的邏輯推論便是：非西方、非新教的文明傳統本身，並不具備現代化的稟賦；非西方民族唯有通過西方化——即接受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及其背後的制度倫理、文化內核與宗教情懷——方能達到如同西方一般的現代化。
歷史是檢驗任何學術理論最好的試金石。在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發表後的100年間，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文明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和現代化成果，已經藉着事實，雄辯地展現出韋伯將現代化等同西方化的理論觀點所具有的時代局限。
西方道路非唯一現代化道路
每個文明都有其自身突出的文明特性和鮮明的文化性格。任何文明的現代化，都不可能脫離其文明特性在歷史真空中出現，更不可能無視其文化性格，而從外來經驗中直接移植。比如，西方基督教文化傳統的核心關切是個人救贖——圍繞這一核心關切產生了個人主義的思想意識，並在新教教義加持下，催生出對財富積累近乎宗教式的追求，以及對貧富差異的合理化和高度寬容。所有這一切都符合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並無可置疑地促進了現代化在西方社會的快速起步。
惟西方傳統並不是人類唯一的文化傳統，西方道路因而更非唯一的現代化道路。在中國，儒家士君子的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創建和維護一個守禮、有序、富足、和睦的社群。本質上說，中國傳統的最高理念是社群善治，其思想出發點和立足點是集體而非個人、現世而非來世。
入世的儒家文化對於身後事的考慮幾乎僅限於「萬世名」，即跨世代的集體評價。這就使基於中華文明自身傳統的中國式現代化，天生有一種「利群」性格。與西方文化傳統相比，中華文明重視公平多於效率（不患寡而患不均）、和諧多於競爭（禮之用，和為貴）、提倡以整體秩序助益個人發展（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
今天，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曲折探索，古老中國煥發生機，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為21世紀的人們重新思考現代化進程之中傳統與現代、本來與外來、過去與未來的關係，提供了豐富素材和全新視角。在中華民族復興過程中，我國始終保持對外與各國和平共贏的初心、對內積極協調階級階層矛盾，不能不說是得益於我們溫柔敦厚、自強不息、以和為貴的民族文化性格。
文化性格基於每個文明「日用而不覺」的傳統價值觀。無論什麼樣的文化傳統，都蘊藏着促進現代化發展的不同稟賦，塑造通往現代化的豐富多采道路，當然也都會面臨其獨特的問題。但各民族唯有擁抱和理解自身文化傳統、為自身文化稟賦量身繪就現代化藍圖，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開發潛能、促進發展。
中華文化共同體 高度開放兼收並蓄
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對於世界的貢獻，並不是放諸四海之內而皆準的教科書；相反，其對世界的最大啟示在於：每個文明都只有不忘本來，在傳統中找到自身文明的現代基因，才能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地以符合自身精神氣質和文化稟賦的獨特方式走向現代化。正是由於中華傳統文明的強大塑造力、影響力，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才必然與西方國家現代化道路具有本質區別，跟西方崇尚的「國強必霸」思想路徑有根本不同。
同時，正如現代是傳統的延續，傳統也活在現代中。活的傳統文化在不斷吸收外來優秀文化的同時，不斷豐富和發展自身，成就新的文化景觀。幾千年來，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一直保持高度開放，在求同存異、兼收並蓄中，造就自身的恢宏氣象和無盡活力。從盛唐的胡風胡俗到近代歐風美雨，中華文化從未停止在文化交流中創新，同時也從未在外來文化的侵染中迷失自身。
這首先得益於中華傳統文化強大的主體性和文化自覺，在文化交往中一直保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意識。這種清晰的「我」的主體意識，並不依託於具體的血緣、地緣或政權，而是來自禮樂教化、同書同文所維繫的文化共同體，即所謂「華夏」。
這一文化共同體的標準是嚴格的，它以神聖的儒家禮樂秩序為信條，毫不含糊地區分「君子」和「野人」、「我者」與「他者」；惟同時中華文化共同體邊界又是開放的，它對於任何願意融入的文明文化都無任歡迎，正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我們民族的文化理想是「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因此一方面，明確的文化主體性使中華民族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保持穩定的文化傳承；另一方面，開放的文化邊界，又使優秀的外來文化不斷激活和豐富本來的傳統文化。
正如《洛陽伽藍記》記載的公元5世紀洛陽盛况：「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又有「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在「八面來風」的同時「八風不動」，既有保持本源的戰略定力，又有創新發展的開放包容。這是中華文明能經受歷史考驗、歷久而彌新的核心文化保障。
不忘本來 吸收外來 面向未來
「六經責我開生面」，這是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晚年隱居的湘西觀生居寫下的字句。文明的薪火，在一代代人間傳承守望。守護和發掘傳統文化的內核，並賦予其以時代的新意，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是每一代人的責任，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盪中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應守之道。
重視傳統是為了守正創新，而非泥古不化；回顧過去是為了面向未來，而非玩古自賞。「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在中華文化傳統中生發和培育出來的民族文化性格，與優秀外來文明相互砥礪激盪，必定繼續迸發出深沉、持久的現代文明力量，不斷推動我國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上穩步前行。
作者閻小駿是港大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李拉是港大中國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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