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權：數碼時代的陰謀論

【明報文章】數碼平台的興起，既迎來機遇，亦帶來危機。就後者而言，除了是假新聞和仇恨言論，近年亦有不少學術討論圍繞着網絡陰謀論。

過往在大眾傳播工具仍未普及的年代，一些城市傳聞和陰謀論的傳播，主要依賴口耳相傳，或某些知名陰謀論家的出版著作。但在現時，媒體科技發達，令許多人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輕易製造出各式各樣陰謀論，透過自己分享或演算法推送出去。而由於網絡無遠弗屆，任何荒誕不經的資訊，都總會在世界某一角落找到知音人；在迴音室效應下，甚至會演變成光怪陸離的陰謀論群體。

疫情和政治紛爭 刺激網絡陰謀論

近年有關網絡陰謀論的學術研究持續增長，研究方向橫跨社會學、心理學、政治科學、法學及傳播學，反映了問題嚴重性已得到跨學科的學者重視。「網絡陰謀論」之所以成為熱門話題，跟過去幾年的環球新冠疫情息息有關。當社會充斥未知恐懼，人心動盪不安，加上公共體制失效失信，人們對何謂真相莫衷一是，就會衍生出陰謀論。

有學者統計了自2007年起發表的148篇有關網絡陰謀論的英文學術文章（註1），發現超過一半是在2019至2020年間發表。以題材計，最多學者研究有關新冠疫情的陰謀論，佔16.7%；其次是疫苗（不限於新冠疫苗），佔13.9%。其餘題目的比例只佔個位數，包括氣候變化、「地平說」、9．11事件、歷久不衰的美國登月等等。

那麼學者們最關注什麼類型的網上平台？不出所料，社交媒體佔大數（70.1%），其次是網上新聞媒體（16%）、博客和個人網頁（6.2%）；而社交媒體當中，以facebook（23.6%）、Twitter（今稱X；20.1%)、YouTube（11.8%）最受關注。

就有關新冠疫情的陰謀論，美國曾有不少人相信病毒會透過5G電訊網絡散播、疫情和打疫苗是各國政府及有錢權貴的陰謀云云。在疫情存在很多變數、科學研究跟不上疫情發展步伐時，人們對於制度充滿不信任，陰謀論就油然而生。有研究發現，當人們愈多使用社交媒體接收疫情資訊，他們會愈多信納陰謀論，進而輕視防疫行為。相反，當人們愈多使用傳統電子傳媒接收疫情資訊，他們則會愈着重防疫。這結果反映了社交媒體對比傳統媒體，是一個更容易滋生陰謀論的平台（註2）。

誠然，除了疫情，不少研究也發現，政治紛爭亦是陰謀論的催化劑。又以美國為例，在近年自由派和保守派互相惡鬥的大環境當中，網絡上湧現了一個名叫「QAnon」的陰謀論運動。該陰謀論被視為極端右翼，其支持者相信現今世界是由一班有戀童癖的自由派分子主宰；為推翻這群墮落的權貴，他們會擁護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為「救世主」（註3）。

儘管這個陰謀論相當無稽，但仍吸納到一定支持者，在線上和線下站出來支持特朗普參選總統，足見網絡陰謀論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力。

相信網絡陰謀論與否 涉多項因素

雖然數碼平台提供了一個滋生陰謀論的土壤，惟不是所有人都會因此相信陰謀論，或培養出陰謀論思維。許多研究指出，男性、年長者、宗教保守派較多相信陰謀論或有陰謀論思維。不過，如果這些人會主動在網絡上跟不同意見者多討論政治、交流意見，則會打開眼界，有助減少相信陰謀論（註4）。換言之，個人相信陰謀論與否，一方面會受個人經歷、宗教信仰等內在因素影響，另外亦是建基於外在溝通行為。

除了個人特徵和處理資訊的行為以外，研究也發現，不同數碼平台的技術特性，會影響陰謀論的傳遞。在一個覆蓋17個國家、有關新冠疫情陰謀論的大型研究當中（註5），學者發現Twitter的特性有助控制陰謀論擴散，而facebook卻有促進作用。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

第一，信息發放模式。研究人員指出，由於Twitter是一個非對稱的資訊平台，用家在此平台上很多時候只是單向接收資訊，故有機會接觸不同觀點，從而減少盲信陰謀論的機會。相反，facebook則偏向是一個對稱式的溝通平台，用家較容易在那裏「圍爐取暖」，增加了相信陰謀論的風險。

第二，平台是否着力把關。研究人員發現，在疫情期間，Twitter比facebook更積極打擊假資訊，故用家較受保障。

主流媒體亦責無旁貸

不過，網絡陰謀論的出現，並不是單一平台能夠獨力炮製出來，而是透過不同平台交織而成。固然，數碼平台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罪魁禍首」，惟主流媒體往往在有意無意間會成為同謀者。

首先，雖然主流媒體大體上是由專業記者把關，但偶有個別傳媒會因為意識形態原因、政治計算、商業利益而散播陰謀論。在美國和歐洲，某些右翼傳媒會大幅報道陰謀論，以迎合保守派陰謀論者的口味（註6）。另外，就算主流媒體不是有意製造和散播陰謀論，而只是報道網絡陰謀論這個客觀現象，都足以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因為當主流傳媒一旦報道了陰謀論，這個議題就會正式進入大眾視線，得到前所未有的曝光率和一定認受性，令其得以持續醞釀發酵。

總結而言，網絡陰謀論是一個複雜議題，牽涉個人因素、網絡平台特性、傳媒生態及整體社會大環境。故此要了解陰謀論的成因和過程，實非易事。當然，更困難的關乎怎樣有效應對陰謀論。如何在法律上預防和阻截陰謀論，而不影響言論自由；公共體制該如何增強公信力，令陰謀論者不能乘虛而入；數碼平台該自行處理問題，抑或要與政府聯手合作等等，這些議題都需要從長計議。

註1：Mahl, D., Schafer, M. S., & Zeng, J. (2023). Conspiracy theories in online environments: An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New Media & Society, 25(7), 1781-1801.

註2：Allington, D., Duffy, B., Wessely, S., Dhavan, N., & Rubin, J. (2021). Health-protective behaviour, social media usage and conspiracy belief during the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51(10), 1763-1769.

註3：Bleakley, P. (2023). Panic, pizza and mainstreaming the alt-right: A social media analysis of Pizzagate and the rise of the QAnon conspiracy. Current Sociology, 71(3), 509-525.

註4：Min, S. J. (2021). Who Believes in Conspiracy Theories? Network Diversity,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Conservative Conspiracy Theories on Social Media.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9(5), 415-427.

註5：Theocharis, Y. et al. (2021). Does the platform matter? Social media and COVID-19 conspiracy theory beliefs in 17 countries. New Media & Societ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註6：Gil de Zúñiga, H., Scheffauer, R., & Zhang, B. (2023). Cable News Use and Conspiracy Theories: Exploring Fox News, CNN, and MSNBC Effects on People’s Conspiracy Mentalit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作者是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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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