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歡：試問：香港長者如何安度晚年

【明報文章】當關注養老問題時，往往無法忽視中華傳統文化對人們觀念的影響。中華民族有人老還鄉、落葉歸根的傳統理念。家庭養老、居家安老的觀念，幾百年來牢牢扎根於中國人腦海中。這亦是許多長者選擇居家安老的重要原因，能夠在家中安度晚年，相信是眾多年邁香港市民的心之所向。結合當下香港社會現狀，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時代不斷發展，更加激發了長者對養老方式的多樣化需求。養老問題不再是單一的、孤立存在的現象，而是與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及歷史文化緊密相連，息息相關。

構建科學可持續的安老模式

人口老化不僅帶來生產力下降、勞動力市場壓縮、納稅基數下跌等經濟隱憂，老齡化的地區與國家，更需正視安老政策的可持續性。相對全球整體發展趨勢，香港本地人口結構也正經歷人口老化的轉變；政府統計處更推算，2069年本港65歲或以上的人口，將佔總人口的35%。本港已踏入「超高齡社會」，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社會各界有必要將焦點放在如何構建科學可持續的安老模式上，從而為本港老年人的退休生活作長遠而完善的規劃。

目前，香港以「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為安老政策方針。依「居家安老」概念而衍生出「積極樂頤年及社區支援」與「社區照顧服務」兩大落實居家安老的安排，是目前社區踐行讓老年人在家中養老的主要方法。

但回顧過往3年，雖然已經提出本地居家安老概念，但政策落實情况跟理想狀况仍差距甚遠，社區支援力量薄弱，在早前3年疫情打擊下更是岌岌可危，最終導致本港安老院舍處境不堪重負，環境逼狹、牀位捉襟見肘、人手不足等問題同步爆發。這是香港養老問題的深刻教訓，政府在未來制訂政策時，應不斷反思。

可考慮引進外傭 助社區居家安老

阻礙香港落實「居家安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社區人手問題。人手問題並不單單指人手數量，更是對人手護理長者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不同於院舍服務，社區居家安老服務者應該具備能夠更加獨立向市民提供幫助的能力。基於這一要求，本地符合水平的人手進一步縮水。

在這方面，政府不妨針對基層社區居家安老的需求，在充分吸收本地符合要求的人手之外，考慮引進外傭，給予專門培訓，進而投入社區。諸如社區照護、獨居老人定期上門照料等亟需人力親為的工作，可以考慮補充外傭力量。香港的外籍傭工主要以菲律賓和印尼為主，從老撾、緬甸及柬埔寨等引入較少，究其原因是這幾個地方的傭工文化水平相對較低、英語普及度較低，若通過商業中介引入香港，則競爭力明顯不足。

專業化乃長遠發展方向

與家庭聘請的家庭傭工不同的是，若政府針對社區支援引入外籍傭工，則不需要對工人有全方位的技能要求——簡單語言溝通及特定的服務內容，便能夠滿足較為單純的體力勞動工作，以達到降低本地基層社區工作者壓力的目的。以老撾為例，該國長期受惠於鄰近的中國，與中國關係良好，相信會願意向香港輸出外傭。

參考其他國家做法，專業化是香港居家安老人手長遠發展的核心方向。堪稱亞洲老齡化國家代表的日本，與香港對比，前者更早發展成為老齡化社會。

1997年通過的《介護保護法》，是日本應對老齡化所誕生的政策，其主要通過專業人士評估服務申請人（長者）自身狀况，而向其編配相應的服務內容，整體思路跟香港目前現行政策類似。不同之處在於，日本不僅有更細緻的跟進服務及清晰的分級制度，更有極其詳盡的社區支援項目範圍，並將社區支援服務延伸至院舍照顧服務，內容多元細緻，有效避免養老服務的斷層及「一刀切」情况的出現。其中「介護人才培養」經過多年發展，逐漸走向高度專業化。日本安老業界評價基層介護（「看護」之意）人手，為當地安老行業的「大動脈」。

體現香港社會溫情價值

綜合而言，「居家安老」概念被提倡多年，不同地區的學者及科研機構，基於研究地域、研究範疇不同而對此各有不同解釋，不同地區的對應策略各有不同。

香港長者養老服務格局一直未有完整體系，現行退休安老政策和資源存在分佈不均、持續性低的情况，安老院舍服務素質與需求不匹配，社區安老政策落實度不足，同時缺乏長者相關機構的針對統籌，整合相關資源。譬如強積金在退休保障方面，被社會各界評價為「作用有限」，且不夠靈活；社區支援及照顧服務資源有限、人手缺乏、普及率低；安老院舍牀位不足、服務人手緊張等情况，在行業內持續存在；院舍長者生活質量參差不齊等。

這些問題並非一蹴而就。政府應當站在高位，刪繁就簡，從政策層面明確居家安老對香港整個社會長遠發展的價值和意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個社會的價值並不止體現在經濟效益上。妥善處理養老問題、紓解照顧者壓力，亦是香港社會的溫情價值體現。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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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