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彬、盧浩元：從秀茂坪慘案說起——支援照顧者 先要了解他們的心態

【明報文章】近月接連發生涉及照顧者承受過大壓力，導致智障人士受傷甚至死亡的不幸事件。政府強調要在社區編織更綿密的支援和安全網絡，又期待全新推出的支援照顧者熱線可以發揮作用。

上述事件令筆者想起之前工作的兩個故事，多少反映照顧者的複雜心態，與置身不同處境，並不是單靠提供一條熱線，又或者關愛團體一腔熱誠與善心，就能夠解決問題。

深厚感情羈絆與「自力更生」福利觀

年過七旬的婆婆，每天帶着智障子在鬧市拾荒，為了掙錢，兩人24小時全天候工作，即使寓所近在咫尺，累了也只在街頭休息，甚少回家。婆婆因忙於工作，有時候會丟下兒子，而後者成為附近頑童的欺凌目標，甚至曾被燒傷。智障子最終不忿出手還擊，被送至精神科醫院接受禁閉治療。

智障子出院後，筆者被委託接手個案，當中一個任務是說服婆婆讓兒子到私營院舍居住。然而兩母子關係密不可分，不單婆婆不情願，兒子也習慣與母親一起，堅拒分離；要婆婆放棄拾荒專注照顧兒子，也是不可能的事。

說句老實話，當區私營院舍環境惡劣，即使社署願意提供資助，也不見得是一個理想選擇。就這樣，筆者與兩母子拉鋸了一段時間，直至婆婆的腰患漸見嚴重，自感再無力帶同兒子一起工作，態度才軟化。

另有一對年過八旬的夫婦，合力照顧患精神病的兒子30多年，後者非常怕人，除了與父母飲茶，平時多不願外出，極度抗拒與外界接觸。筆者接手個案後，早就察覺兒子的照顧問題，尤其是兩夫婦健康狀况都欠佳，要照顧兒子甚為吃力。

筆者當年曾跟兩夫婦提出為兒子申請院舍，兩人斷然拒絕，強調為人父母，一日在生，都有責任親自照顧兒子。直至後來丈夫因病逝世，做媽媽的擔心自己很快會步後塵，才開始盤算兒子的後續照顧問題。

上述兩個故事，多少反映基於中國傳統文化，又或者擔心子女離家後得不到妥善照顧，當然還有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深厚感情羈絆，令很多照顧者無論如何艱辛都堅持親力親為，即使有服務擺在面前，都不一定會選取。

另方面，香港社會一貫的福利觀提倡自力更生，強調不要依賴政府，也進一步減低照顧者的求助意欲。多年來筆者接觸不少長者和殘疾人士照顧者，都受上述觀念所困，將自己置於極低位置，害怕受到標籤，甚至認為自己不值得被幫助。

需主動長期跟進 從旁支援到適時介入

要有效支援年長照顧者，我們就必須先了解他們的心態；單單提供資訊，又或者由鄰舍組織做關愛探訪，都未能切中要害。很明顯，這類個案需要主動並長期跟進，由當初尊重照顧者意願，從旁提供支援，之後透過持續觀察，因應長者健康或家庭環境變化，再尋找合適的介入時機。

在現行社會服務機制下，不同範疇的服務各有清晰權責和分工。這種強調楚河漢界的做法，造就了服務出現缺口。以秀茂坪慘案為例，死者母親之前或可能遇過長者服務社工，入院後再接觸醫務社工，然而兩者都是專責照顧母親的福祉，並不會視智障子的照顧問題為份內事，自然有可能忽略危機存在。

由此可見，前線社工無論從事哪類服務，都應提高敏感度，以家庭整體角度評估並跟進案主需要；至於有關智障人士的專門服務，目前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設有個案經理，但由於屬非政府機構營運，他們沒有權力調度政府部門或其他機構，向服務使用者提供所需資源。參考其他國家做法，政府可以強化個案經理角色，最好是由社署社工擔任此角色，其權責和協調能力必定大大提高。

社工、醫院應增敏感度 個案經理角色可強化

值得注意是，像秀茂坪慘案這類家庭，通常都正領取綜援或傷殘津貼，又或者定期在醫院覆診。筆者認為社署可把握時機，在每一至兩年有關援助續期時家訪，更新並評估家庭狀况，從而減少隱蔽個案。另一方面，醫院亦應加強敏感度，尤其對突然缺席或停止覆診的個案，要嘗試了解情况，不要輕言放棄。

最後，年長照顧者歷盡艱辛，當中的痛苦與內心掙扎並不是一般人能夠明白。就此，同路人同聲同氣的支援顯得更為重要，也更容易打動他們放下重擔，接受援助。現時有關智障人士及家長的自助組織，其實做得不錯，只是礙於資源所限，它們能接觸到的照顧者不多。就此，政府應增加資助，讓它們可以做得更多。

總括來說，近月發生的悲劇反映現行制度和服務資源不足，加上領取福利的標籤使人卻步。除了增加相關資源，社會上下亦有必要深切反思現時的福利觀。而根據《殘疾人權利公約》，殘疾人不應只被視為被動的福利接受者；作為「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他們的主體性和獨特性應當被確定，有權參與跟自己相關的支援服務。

願社會政策改善，也願悲劇不再發生。

作者丁惟彬是中大社工系講師，盧浩元是香港伍倫貢學院社會科學院講師、中大社會福利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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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惟彬、盧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