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卜約翰：港人政治參與的兩極化
【明報文章】今年9月20日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布的調查顯示，港人對政治的興趣顯著下跌：62.9%受訪者表示他們對政治「沒什麼興趣」或「完全沒有興趣」，比例較去年同一調查增加7.4個百分點。該調查亦顯示，84.7%受訪者很少或完全沒有使用facebook等社交媒體討論政治，較去年增加8.8個百分點（當中「完全沒有」使用的比例，增加17.1個百分點）。市民也甚少透過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很少」及「完全沒有」的比例，去年和今年分別是94.6%及92.9%）。非政府組織作為接觸當局的管道，不比直接接觸官員好多少；只有約5%的社會精英會直接聯絡政府部門或官員表達意見，該比例於2022及2023年大致不變。
大多港人似乎愈趨遠離權力運用
此調查揭示，愈來愈多市民認為政府官員不大在乎他們的看法（由去年47%增至今年55%），也認為他們對政府政策沒有發言權（由43%升至51.9%）。調查同時錄得，認為政府有聆聽意見及他們對政策有發言權的小部分市民，其比例有所上升（分別為16%及25%），顯示社會進一步兩極化。
一般而言，港人認為本地政黨不能向政府問責，或代表市民的多元意見。這些結果綜合起來，勾劃了令人神傷的景象。
「政治」攸關用權及分權（exercise and distribution of power），基本上是關乎誰分配到什麼、何時和怎樣分配。凡是利之所在，香港富者為促進和保障自身利益，政治上一直保持活躍。他們的權力，就反映在我們的政治體制中，例如立法會裏的功能組別。而民調主要聚焦於其他人，其似乎反映了，餘下大多數人愈來愈遠離粗暴和混亂的權力運用。
理解這些調查結果，需結合背景。首先，儘管近期對政府的信任度回升，但仍相對處於低位（一個今年3月的民調發現少於三成人稱信任政府；註1）。此外，近月政府民望也見下跌（註2）。長期以來，港人明顯看重自由和繁榮，多於民主（註3）。不過自2020年以來，港人似乎對自由、繁榮、安全及法治同等重視，顯示當局推動落實《港區國安法》的活動有部分成果。就民主而言——或許作為參與政治的代理（proxy）——則遠遠落後。其他民調同樣揭示香港在這些問題上的兩極化（註4）。
再者，中央及香港政府在港實行的新政治制度，嚴格限制在立法會及區議會的正式政治參與。港人看明了這點，故一般人或會詰問，在新體制下，政治於他們有何用？香港的新型行政主導體系，也削弱了立法會的自主（autonomy）。立法會議員可以自行投票反對預算案嗎？立會可以自行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政府及向其問責嗎？過去這兩者皆有可能，如今這些行動是否需要議員透過特首辦，尋求中央政府的同意或指示呢？似乎如是。這是另一個原因，令市民可能認為聯絡政黨或民意代表是相對無用。如此也可說是合理的觀感。
三者，港人認為使用社交媒體表達政見存在相當風險，並不令人意外。當局持續拘捕涉嫌在社交媒體發布違法內容帖文的人。另一邊廂，建制派人物也熱中於在社交網絡生產內容和接收資訊。這同樣反映港人的兩極化——別忘記，根據定期的調查，市民當中泛民支持者至少佔四成，有時更多。
四者，中央及特區政府繼續在意識形態、文化、教育及媒體領域打擊定義模糊的「軟對抗」，預警不明的（unidentified）反華勢力正試圖捲土重來。儘管沒有什麼具體細節，但許多人可能會說，太危險了，應遠離政治。
學界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港人描述為政治冷感、不願參與政治，而是追求以家庭為中心的經濟利益（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這個觀點忽略了非正式的政治行動及動員（informal political activism and mobilization），長期以來都是香港政治文化的一環。至八九十年代，當局終於拓闊正式的政治參與，包括立法局層面，此趨勢持續到1997年之後。
大部分港人都是中國公民。公民身分（citizenship）講求積極及知情的參與（informed participation），政治制度就提供了正式的參與渠道，例如透過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當市民認為這些正式渠道未能考慮他們的利益——不論是在民生事務、民主或政府問責上——他們就會在渠道之外向當局表達訴求。而香港有悠久的政治行動及示威歷史。
當正式的參與渠道進一步受限，港人會否像過往般轉向示威抗議？惟官方令這個選項變得更困難。《基本法》保障示威及集會權利，但這些權利的行使，取決於街道上的實際情况。迄今為止，當局以法律、行政程序或威嚇手段，嚴格限制公民組織示威的能力。
香港人口「更新」與政治文化轉變
當然，不滿的市民可選擇離開。自2020年以來，數以萬計港人移民；同時，香港迎來數以千計的內地專才。有調查顯示，於內地出生者對香港未來及在港生活，較本地出生者正面。前者對其政治權利的理解，也可能有別於土生土長港人。儘管中國憲法與基本法以相同的語言「保障」公民權利，但無疑它們有不同意思。相信官方會歡迎這種香港人口的非正式「更新」，如此無疑會令他們的工作變得更易。
當局啟動了一個多管齊下的運動以改變本港政治文化，包括校內的愛國主義教育及活動、使反對派陣營噤聲、令反對派媒體停運；降低人們參與政治的期望，也是策略的一部分。當局顯然認為，即使是作為公民身分決定性特徵的政治參與的精靈（geni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已被釋放，都可以被塞回盒子裏，而他們正戮力工作以做到這一點。正如從上述調查結果可見，官方取得一定的成功。
容納多元意見 攸關社會穩定
在這個背景下，民主黨決定派人參與即將舉行、新面貌的區議會選舉。倘若他們成功（即通過官方審查），如劉兆佳所言，他們或許會成為被認可的「愛國者」。顯然，相比人們的感受，「愛國」更多關乎官方對言行的認可。
當局渴望準確辨識在香港的朋友和敵人，這就是統戰的工作；此種焦點並不特別重視社會團結，儘管那會是好事。我們仍在觀望當局能夠容許多少不同意見，期望會是更多而非更少，而這攸關香港的穩定。
註1：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2023年3月特區政府及特首民望意見調查
註2：香港民意研究所2023年8月29日公報
註3：香港民意研究所2023年8月24日公報
註4：香港民意研究所2023年7月11日公報
（編者按：文章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原文可參閱「明報新聞網」觀點頁面；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Interest in Politics in Hong Kong」）
作者卜約翰（John P. Burns）是港大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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