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迫切問題在經濟 解決問題離不開政治

【明報文章】行政長官李家超剛發表其第二份施政報告，主調為「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勾勒眾多大計舉措，回應各方需求，對「由治及興」信心滿滿。落實能否及時和到位，除政府各部門上下齊心用力之外，也靠內外環境配合，包括財政和人力資源、社會支持及市場信心。

與此同時，財政司長警告本年度財政赤字將達1000億元，遠超出年初預算案時估計的544億元，乃政府接連嚴重低估年度赤字（2022/23年度的修訂赤字，也超出原來預算563億元逾倍，達1400億元）。預算案預測本地經濟在年內明顯反彈，全年實質增長介乎3.5%至5.5%，後於8月修訂為4%至5%。

當時估計內地經濟強勁反彈，但全球經濟衰弱及內地經濟狀况比政府本已審慎的預期更差；疫控結束後，報復式消費及入境旅遊未見兌現，並影響稅項及賣地收益。按目前季度性的表現，全年增長率會再調低。

順逆並見的經濟狀態

施政報告表示，日均訪港旅客人次在暑假期間已相等於2018年同期近七成，私人消費在第二季按年實質上升8.2%，7至8月零售業總銷貨值亦按年升逾15%，達2018年同期水平的85%，失業率跌至4年來新低的2.8%，在在顯示復元持續。這是一面。

但另一面是，本港出口、投資及資產市場表現不振。股市樓市下滑，施政報告公布相關措施後市場未見反應熱烈，投資者態度繼續保守觀望，因未能看好前景。外來直接投資（FDI）流入向下，並主要依靠內地（超過一半）。IPO（上市募資）主要為內企，而按德勤中國（Deloitte China）今年9月的報告，IPO市場跌至11年來低點。

投資表現及財富效應影響消費意欲，旅遊業界也擔心旺丁不一定旺財。香港更面對區域競爭激烈、人才資金流失、人口高齡化、勞動力不足等挑戰；而經濟轉型、大搞創科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低估轉型之痛。

當前的迫切問題乃經濟，直接影響市道、民生及公共財政，亦即政府可靠用錢去解決社會問題和投資未來（如基建、教育）的能力。出路卻不能只靠經濟和財政手段，最終迴避不了政治，因為政治決定人們對未來的信心。

全球經濟 視乎亞洲及中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10月已調低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至3%、2024年至2.9%，當時尚未出現以巴衝突和中東動盪，故勢再惡化。無論如何，亞洲仍是全球增長的主要動力， 貢獻達七成（5月IMF預測），預計2023與2024年增長分別達到約5%和4.5%，遠高於先進經濟體；且全球投資總額達44%投入亞洲（註1）。

中國經濟表現舉足輕重。時下對中國唱淡者不少，較踏實的分析是前路雖崎嶇，且房地產下滑衝擊很大，但經過一輪政策調整後，漸見穩住情况，IMF估計可透過刺激內需去一定程度上抵消投資（包括房地產）之不足，預期2023年增長5%、2024年約4.5%，與亞洲地區看齊。

長遠並宏觀去看，中國經濟不會倒下；反而中國不好，歐洲以至東盟國家的經濟表現也不會好，互賴互存，所以鼓吹脫鈎者屬一廂情願。而在東歐和中東戰亂陰影下，「去風險」論述背後的經濟現實，定會反映於國際間逐漸扳回較務實的外交處置，但政治調整往往落後於經濟。亞洲經濟在21世紀日益重要，香港須制訂較全面的亞洲策略。

逆境下香港能否沉得住氣

問題是面對逆境，香港能否沉得住氣，及是否存在如此本錢？

香港既不能放棄或放慢投資未來，北部都會及大嶼山發展，皆屬進取定位大灣區的戰略部署，前者儼然成為解決眾多需要（住屋、創科、產業、教育、物流等）的總答案，尤須抓緊，否則當大局由逆轉順時，香港便會嚴重落後於形勢。不過當前公共財政吃緊，財政儲備跟2019年比較已減近半，制約政府的投資開支力度。

縱可公私合建合營，但經濟前景未明下私營機構多趨謹慎，使整個投資環境膠着。政府大額舉債，同樣受制於機構和社會上對前景的預期。因此必須認真了解人們和市場對前景的疑慮所在，對症下藥。回應各界及議員們爭取政府大灑金錢、大興土木及不斷增加投資項目時，政府要緊守財政紀律，為公帑把好關，優次有序。

三大生產要素陷瓶頸

目前三大生產要素（土地、人力人才及資金）均陷於瓶頸。土地方面，政府主要寄望於北部都會和交椅洲填海，打造未來土地供應充足的信息。決心可嘉，但見諸過去幾十年經驗，大型發展項目存在很多變數，包括融資、規劃、環評、工程、配套設施及社區利益等方面，所以不能盡是樂觀，需有備案。

人才方面，2020年起各業尤其青壯專業人士流失漸多，本屆政府大力向外搶人才（主要是內地，佔「高才通」計劃已批者95%），惟不能一邊任由失血一邊輸血，須就留人才有積極對策。離港者考慮因素複雜，包括生活質素條件等，但不少離不開對香港政治前途的顧慮。

投資方面，以本地固定資本形成中的「機械、設備和知識產權產品」為例（註2），過去10年間公營投資增加逾倍，可是私營投資卻遞減，2019年後尤甚，2022年只達2012年不足四成，這是否反映企業不願承擔前景不明之風險，還是對生意過於短視？創科年代政府固然須推動研發，並承擔一定的集體風險，但香港作為市場經濟，靠政府大力增加投資以撐增長，非長久之道，也易生短期政治考量凌駕經濟效益之弊。

認清新常態下之變

香港一直標榜「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九七回歸以來直至近年，的確造就近乎無窮紅利，包括內地和外地資金流入，做大本港金融市場，但2020年後形勢已變。

國際地緣政治逆轉及本地政情驅使下，香港已從「左右逢源」之利，陷入「左右為難」之尷尬。因美中角力和中西文化及制度衝突，西方國家現視香港為風險，外資外企減磅；而香港傳統上與西方的聯繫，在今天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以及新環境呈現唯恐不夠政治正確下，或構成政治與思維包袱。

內地也對香港多了懷疑，一是特區對國家制度的政治忠誠，二是香港是否仍存相對優勢。更重要是，國家已從鄧小平（及江澤民、胡錦濤）年代利用西方的改革開放策略，進入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香港過去吃內地改革紅利的黃金時期已盡，今後必須在中國式現代化中（所謂國家發展大局）尋找自己新的戰略位置，重塑中外聯繫的可行中介角色（re-intermediation）。

新形勢下，香港愈需依傍內地經濟（所謂「北水」），而當內地也出現經濟波動時，本地經濟現實與理想中的定位優勢之間的差距愈趨明顯，這才是香港何去何從的真正考驗。

政治決定人心和市場信心

從2018年至今年（預測），全球經濟實質增長13%，中國內地增長27%，新加坡增長11%，但香港卻是負增長0.9%，即縱是逐漸復元，仍未回到2018年水平（註3）。過去4年，除了跟世界各地同樣受新冠疫情影響外，香港更飽受2019年動亂及之後政治變化的衝擊，出現部分人心和市場信心不穩。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七一重要講話強調，香港須保持獨特性和國際聯繫。儘管新時期跟2020年前不能相提並論，並多了國家安全考慮，惟不變的仍是香港對國家的貢獻在於與內地城市之別，要能內地城市所不能、敢為天下先，否則便失去「特區」的存在意義，故前總理李克強曾要求做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今天香港是否如此，港人應心中有數。

香港左右不了地緣政治及地域衝突；香港可以自我掌握的，是如何維持其前沿位置、國際視野、四方人才和市場動力，以及「can do」的企業創業精神，在新常態下仍可散發魅力，善用一國兩制，促進兩制共融、互助互利。維護國家安全與自由多元之間，不存必然矛盾；要做好平衡，防範「一左二窄」。

註1：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Asia on the cusp of a new era, September 2023, p.34

註2：中大經濟系宋恩榮教授於2023年10月28日教大及科大合辦「公共政策對話系列——香港的經濟挑戰與機遇」講座上，分別按政府統計處及其他資料來源的數據整理分析（見網址fb.watch/n_M9K7mbyW）

註3：同註2

作者是前運輸及房屋局長（2012-2017）、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2008-2012，時稱香港教育學院），現為教大公共行政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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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