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輝：我們是否真的愛護我們的孩子呢

【明報文章】近期香港不斷湧現不幸的學童自殺事件，引起市民廣泛關注。眾所周知，這些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通常在數字上升時會被重視，但隨即便被遺忘，周而復始，不獨沒改善，反而有惡化迹象。本文目的不在討論影響青少年精神健康的眾多因素，而是對社會如何應對青少年自殺問題提一些建議。

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 預防勝於治療

第一，全球的研究清楚顯示，抑鬱會增加自殺風險；而本港多達三至五成的青少年有抑鬱傾向。世衛組織表明抑鬱是一種流行病，很多父母自身有精神問題，從而影響到孩子。所以預防抑鬱等精神健康問題，是預防青少年自殺決堤的水壩。預防自殺的資源應往上移，以降低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因素及加強保護因素。預防勝於治療是真理。

第二，市民要確認精神健康對下一代的重要性，超越學業或其他成就。一個不快樂的孩子，會失去整個人生。一句關懷，是最好的減壓工具。

第三，及早發現、預防、診斷、治療，是減輕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的不二良方。公共衛生、精神醫學、心理學、社會工作等工作人員，不能從單一專業角度去審視問題；反之，他們必須攜手合作。這種跨學科合作，在香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現時本港雖然有不少精神健康服務，但可能因缺乏統籌而流於較片面或重複。我們有需要發展一個全港性的服務模式，然後在大傘子下提供多元服務。

跨學科合作要改善 政府需高層機制

第四，政府的承擔是最重要。近年政府非常重視精神健康，成立了諮詢委員會，亦在學校做了大量工作。惟仍有一個問題：若青少年精神健康工作不到位，政府如何問責呢？例如新冠疫情，我們會知道哪一個局長和部門會負責。但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工作，卻一直徘徊在社署、教育局、衛生署、醫管局等不同部門和政策局之間，弄不清楚最後的問責者是誰。香港政府決斷地成立了由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委員會應對颱風，井井有條。難道青少年自殺問題的重要性比不上風暴嗎？政府需要這高層的政策及實行機制，現時的諮詢機制並不足夠發展全面的政策及作跨部門執行。

第五，香港有其資源及人才，在新冠情况下，亦衍生了很多精神健康服務；但服務使用率及成效是否理想？服務是否片面化？市民懂得如何選擇服務嗎？市民對使用服務有焦慮嗎？污名化的問題存在嗎？我們的思維不應只是提供很多服務，而是提供有效而市民可以及願意使用的服務。

第六，教師正疲於奔命，他們不一定受過精神健康的訓練，亦會因照顧學生的精神健康而承受重大壓力。教師的精神健康，會直接影響學生的精神健康。政府應釋放空間，以及向教師給予特殊支援。

可培訓工作者 處理簡單問題助篩選

第七，政府和各持份者均同意「專業人士數量有不足」；臨牀心理學家及精神科醫生，尤見嚴重短缺。市民要不排期很長，要不付超昂貴費用才能使用服務。培訓臨牀心理學家的成本，比培訓精神科醫生低，但很多畢業生會流入私人市場。為何不增加大學臨牀心理學的學額？政府必須正視這問題，因這是市民的期望、需要及權利。社會工作者的流失，亦是一個重要問題。政府可以參考外國一些「梯級性關懷模型」，盡快培訓一批工作者處理較簡單的精神健康問題及作篩選，以協助臨牀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生去處理更多個案。

青少年自殺不斷發生，大家不斷在討論。有心人不少，政府亦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惟社會整體回應基本上是「頭痛醫頭」。我們能不計成本地戰勝新冠，但在處理青少年及自殺問題上，卻顯得因循保守。最終的問題也許是——我們真的愛護我們的孩子嗎？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榮休教授、溫州醫科大學公共精神衛生中心主任、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光彪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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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