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趙文宗：笑話、查真，未必是社會前進必備良藥
【明報文章】今年8月，《明報》副刊詳細介紹了墨西哥原住民組織Zapatista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背景、當下情况及使用戰略。哲學家齊澤克關心全球熱點又好發表言論，又怎會不對此發聲？他認為原住民放棄令政府內部改變治國方略（即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反而自立門戶，根本就是投降（surrender），完全搔不着癢處，只是精神勝利「自high」。他用以下兒童不宜、超大男人主義的笑話來闡釋其論點：「當年蒙古兵蹂躪俄羅斯，一名俄羅斯農夫及他妻子遇上蒙古兵。兵大哥對農夫說：『我要就地強姦你妻子。你托着我私處，我最怕那裏全是泥。』完事後蒙古人離開，農夫哈哈大笑。他太太問：『你老婆被姦，你還笑？』他說：『我把蒙古人那話兒弄得全是泥！』」
笑話不可太瘋癲
哲學家用笑話來解釋、宣揚自己的複雜觀點，是常事也相當有效（大家有興趣可參閱哲學家福柯有名的小雞笑話）；齊澤克更是常常重用已說過的笑話（他那個「『如果西伯利亞生活不如意，我便用紅筆寫信給你』，結果他用藍筆寫信，只因那裏沒紅筆」的笑話在不同文章出現不止一次）。但這個農夫太太笑話，在倫敦一次演說中竟遭滑鐵盧——他說完後，全場沒笑聲，只有死寂。
他對Zapatista的分析，不是我想在這裏討論的（有興趣者可參見齊澤克2007年文章「Resistance Is Surrender」）；更具警醒的是，為什麼一個跑慣江湖的演說家會失手？他的笑話出了什麼問題？
笑話（這裏不再細分幽默或諷刺），尤其政治性的，都是作者不明。正因如此，其解釋沒有唯一、正確，甚至正如心理學家弗洛依德所言，笑話的文本詮釋就是無意識、無人駕駛（Freud 2003）。因此我們不着重尋找笑話作者的原意（亦根本無從確定），而是由笑話這種因語義不確定而產生的多重多元詮釋（可能性）。也就是說，笑話的重點往往藏於文本之外（農夫的笑話沒明問「他是否應閹割強姦犯」或「原住民是否應逼令政府改變主流政策才是正道」）。
毫無疑問，此類具政治色彩的笑話，適當運用的話，可以有效揭示主流社會的思想意識盲點，因此具提醒、出氣的社會作用（Zizek 2014: vii；Ford 2016: 90）。然而，這類笑話亦可強化主流宰制——齊澤克的笑話就是活脫脫的男性本位色情壓榨。按學者Mentinis所述，墨西哥女性被性侵根本就是大問題，而女性在Zapatista的地位亦高（Mentinis 2023）。齊澤克忽略性別論述女性處境，「拎真嘢講笑」，整件事或淪為「地獄梗」，或有人對號入座暴跳如雷，總之就是再沒有人會留意他引用此笑話的動機及含意。若齊澤克早說明「以下笑話有點色，請不要介意」，又會否好一點？肯定不會——那跟偷情丈夫買花送太太一樣，無私顯見私（Mentinis 2023）。即使我說明兒童不宜，也要修飾一下笑話用字吧。免責條款，尤其在刑法及道德面前，並不是全能的。
笑話的另一欠缺是「笑完，又如何」，根本沒提供解決當前僵局的線索。墨西哥政府與Zapatista的長時間對抗，導致1997年Acteal屠殺。當年12月22日，於Acteal，右翼武裝組織殺死了45名支持Zapatista的原住民天主教徒。襲擊發生時，附近軍人並無干預。經多年審訊及調查，在2020年，墨西哥政府承認責任並公開道歉，但仍有人要求繼續調查真相。
執著查真看不穿
有論者認為，真相調查委員會是可以令地區由衝突過渡至和平的有效工具。真相調查委員會可以有此功能，因為它是一個扭結（assemblage）——此類委員會理論上可以建造一個平和空間，讓不同意識形態（如全球化資本主義、原住民／農民利益）碰撞；並將自己亦承認的是與不是，坦白（不止誠實）地互相詳細告解（confess）。最完美當然是藉此扭結的器械運作，再現歷史並突破各方執著，並建構未來發展的政策方向（Vallee 2023: 273）。
又要坦白、又要自我批判，還要想像未來，其實，已經困難到差不多沒可能。更痛苦的是，傳統的真相調查委員會及之後的和解，講究的是道歉與原諒。而道歉還要包含悔罪（contrition）及屈辱（shame）。
問題是：以墨西哥政府和Zapatista的情况為例，資本主義是否本質地錯？原住民／農民利益是否至高無上？對抗、衝突或戰爭中的所有是非對錯，又是否有明確證據以作公義判決？即使一方明顯有錯亦已真心道歉，另一方又是否可以真誠原諒，以後絕口不提？台灣「二二八事件」（註）的調查是最佳例子：馬英九指已為此道歉30多次，但就是有人提完又提又再提。換言之，當真相調查淪為情緒執著的工具，社會便不可突破歷史盲點計劃將來。
結語：一生大器學放下
我之前在自己Instagram分析台劇《模仿犯》時寫過：在大機構只懂按員工手冊辦事（生活）的職工，即使做至超標，亦只會遭人排斥，原因在於人類總有挑戰紀律、接觸禁忌的根本欲望，即「暗爽」（jouissance；所以不要想像立法以後便沒人犯法），只因眾生以為這樣便可尋回自我；唯有人人皆有這樣的犯禁（空間），才易有共同語言。因此按齊澤克說法，在紀律之外，大器地留有（不違法的）放鬆、反省空間，反可令紀律愈來愈受尊重、愈來愈完善，亦可令眾生更尊重紀律、更團結（Vighi 2015）。笑話，如運用得宜，便可以是空間。
真相調查又可否藉和解來團結分裂的眾生呢？唯有放下情緒執著（即不再堅持半澤直樹式的逼令對方10倍奉還加躺跪道歉），此機制才有機會令眾生和解兼突破各自盲點。否則，藉調查真相來團結人民，只會是大眾心知不可為的幻想口號。
註：「二二八事件」指二戰後，於1947年2至5月在台灣發生的一連串武力衝突。
參考資料：
（1）Mihalis Mentinis, (2023). On the politics of Zizek’s jokes: A critical Lacanian discourse analysis. Psychoanal Cult Soc 28, 20-35.
（2）Russell Ford, (2016). Humor, law, and jurisprudence: On Deleuze’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gelaki 21(3), 89-102.
（3）Sigmund Freud, (2003). The Jok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London: Penguin.
（4）Mickey Vallee, (2023). Incorporeal transformations i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載Christine Daigle及Terrance McDonald（編）From Deleuze and Guattari to posthumanism. London: Bloomsbury, 268-282.
（5）Fabio Vighi, (2015). The ambiguous remainder, 載Laurent de Sutter（編）Zizek and Law. London: Routledge, 80-98.
（6）Slavoj Zizek, (2014). Zizek’s Jokes. London: MIT Press.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嚴元浩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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