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烈顯倫：香港司法機構迷失方向了嗎——來自裁判法院的警世故事
【明報文章】人權產業（human rights industry）盡情享受假話空話、困惑和晦澀。回望過去，可以看到早期法院是怎樣自己準備好宴會廳，而法援站在餐桌旁擔當侍應生。
以律政司長訴Ocean Technology及其他人的案件為例（HCMA 173/2008，2008年12月12日）。一開始，它是在裁判法院（簡易裁判權法院(a court of summary jurisdiction)）的一宗簡單起訴。如果說有什麼簡單案件的話，這就是了；然而上訴庭卻頒布一份24頁判辭，當中充滿對海外「權威」的引述。
此案是關於所謂「民間電台」（Citizens Radio）的設立。
無線電頻譜是一種有限資源，由地球上的文明社區（civilized communities）共享。它由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所控制，將部分頻譜分配予成員國，而中國是其中之一；中國則再將部分所得權利分配予香港。頻譜具有多種用途，包括警務、消防、救護服務，民航處等等。
在香港，無線電頻譜受《電訊條例》規管，當中第8條表示「除根據與按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給的牌照……任何人不得……（a）設置或維持任何電訊設施；或（b）管有或使用任何作無線電通訊之用的器具」；第20條規定，任何人違反第8條，即屬犯罪，可處以巨額罰款及監禁。
沒有比這更簡單的規管制度了。
於此案，被告公然違抗法律，在多個地方設置傳播系統，營運他們所稱的民間電台，於FM調頻播放。惟他們並沒有牌照准許其這樣做。
民間電台案 裁判官在法律外行事
當此事根據電訊條例第8條提控、帶到裁判官席前，其事實並無爭議，罪證是壓倒性的。但裁判官宣判他們無罪，理由是電訊條例的管控制度（regime of control）「違憲」，因它違背了基本法及人權法案裏保障言論自由權利的條款。
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根據《裁判官條例》，裁判官自身的憲法角色，是就提控的事項做判決；其管轄權僅限於控告書的4個角落裏。他無權裁決由立法機關合法制定，及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為特區法律一部分之法規的合憲性。就裁判官席前的提控，均無關基本法和人權法案；他是在法律之外行事。毫不意外，律政司長提出上訴。
法庭面前唯一的真正問題是，被告是否在沒有牌照之下營運無線電傳播系統，而對此只可能有一個答案：是。隨之而來必然是根據電訊條例第8條定罪。
簡單執法問題 變成人權律師盛宴
該上訴由一名法官審理，就如裁判官條例所要求。只需一看有關文件，法官就應該可被說服必須批准上訴，並將案件發還裁判法院，以根據法律（即電訊條例）判定被告是有罪抑或無罪。但事情並非如此——律師提出了「合憲性」問題；而法院必須向律師叩頭（kowtow）。故此，案件移交至上訴庭，將一個簡單的執法問題提升成為人權律師的豐盛宴會。
有關罪行於2005年7月至2006年10月發生；上訴庭在2008年12月公布裁決——距離首次犯罪時間超過3年。
法院的主要裁決由一名上訴法官頒布；為免尷尬，其姓名將被隱去。
該法官於判辭第63段表示：「我們廣泛地檢視了相關權力，處理有關被告是否可以（若可，則在多大程度上）提出根據法定權限所作出的決定的有效性，作為其面對刑事指控下的辯護理由，抑或他需交予司法覆核程序去提出這樣的問題。」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判辭第5段似乎提供了部分答案，當中法官說：「本上訴提出的關鍵問題是，電訊條例規定的法定牌照制度之合憲性，是否會影響構成犯罪行為之條文的合憲性。」
在裁判官席前，這並非此案的關鍵問題；關鍵問題是被告在該控罪下是否有罪。
法官在判辭第5段提出的問題，是律師創作的人造物（artificiality）—— 一隻多頭怪獸：（a）電訊條例第8及20條是否「合憲」；（b）創製有關使用無線電頻譜管控制度的該條例本身，是否「合憲」；及（c）第8和20條是否「獨立的」（free-standing）。
所有這些都並非裁判官席前的合適事宜。
此案從簡單的執法問題，變成一宗引起公眾關注的訴訟。鑑於所提問題的複雜性，餘下判辭陷入幾近無法理解的地步，就不令人意外了。
以當中第65段為例，法官說：「控罪並非基於沒有遵從牌照制度……問題在於……被告公司是否有廣播牌照；而如果沒有，構成犯罪行為之條文本身是否違憲，並且是不被允許地侵犯一項受保護權利（infringing a protected right）。」
侵犯「一項受保護權利」——上訴法官如此說。這會是什麼呢？肯定不是在沒有牌照之下廣播的權利。那麼是取得牌照的「權利」嗎？
從表面上看，這是荒謬的。你取得駕駛執照的權利，不會大過得到廣播牌照。但是這卻令法官開始追查多個海外「權威」，包括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並在判辭第69段下結論：「必然的是，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得到廣播牌照。」
他在第70段續說：「鑑於廣播牌照的要求，是對表達自由一種可允許的限制，而其中沒有取得牌照的權利（no right to a licence），因此難以看出，裁判官於職權範圍內，就有關在無牌照下建立或營運通訊工具之控罪的判定，以及在考慮中的具體立法，他有什麼相關基礎去判斷，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授予或拒絕發出牌照之酌情權（discretion），是由法律所規定。」
還需要什麼方能批准律政司長的上訴呢？
上訴庭處理方式 傳遞什麼信息？
令人驚訝的是，在接下來16個長長段落中，法官檢視了海外案例，其中「行政決定的合法性，可能會在刑事訴訟裏適當地由裁判官判定」（段71）。
這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活動，除了延長判辭及帶來更多模糊性之外，沒有任何結果。
上訴庭其他法官（包括首席法官）同意該判決，律政司長獲准上訴，裁判官駁回控罪的決定被撤銷，該案發回裁判法院依法重審（段116）。
上訴庭處理此事的方式，向法律界傳遞了什麼信息？法治需要紀律、簡潔及聚焦於真正問題？抑或假話空話和冗長囉嗦是可以接受的？
從更廣泛視角看此事，難道這不是又一次向那些要挖掘這個制度以聲稱維護人權的人，提供氧氣嗎？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文內分題為本報編輯所加）
作者烈顯倫（Henry Litton）是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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