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傑：國際政局下的機構風險文化

【明報文章】國際金融中心「遺址」的民間說法，近日惹來不少爭論。恒生指數自幾年前的高位回落至與26年前香港回歸時相若的水平、香港物業及資產價格回調、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大跌等客觀因素，的確為悲觀論者提供了事實基礎。然而要吃「四方飯」，從來就是要經得起風高浪急的考驗。生意機遇伴隨而來的，往往便是各種各樣的政治及經濟風險。市况大起大跌、經濟環境容易為國際地緣左右，便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代價。

地緣政治格局 變化翻天覆地

香港自回歸以來，經歷風風雨雨，但總體上是趕上了中國加入全球化的趨勢。上世紀90年代初東西方冷戰結束，中國的改革開放方針在政治風波後穩定下來，積極爭取並後來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另一方面，北美和西歐等地的大國亦期望中國透過加入全球經貿系統而作出改變，成為全球化的一員，拉近彼此的價值觀和政治取向。在如此政治經濟格局下，中國迎來一個大致算是順暢的外貿環境，國內經濟亦平穩向上，內部需求增加，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其中一個火車頭。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便在世界投資中國、內地資金放眼國際的格局下成為人才和資金的重要樞紐。

然而眾所周知，中國和北美及西歐大國的關係近年急轉直下，不少跨國企業都切身感受到相關的地緣政治和經濟風險。就算不用上「脫鈎」（de-coupling）和「去風險化」（de-risking）這些辭令，「中國加一」（China Plus One）——為在中國境內的生產線多找一個基地——的說法，也在國際商業世界中大行其道。在內地，疫後復常的經濟反彈力度不似預期，再加上「內捲」等社會情緒，也出現「潤」（發音似英語的「run」，指離開逃避） 的風潮。過往讓香港成為世界及內地資金與人才集散地的地緣政治格局，如今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大國互動中 跨國企業尋商機控風險

作為一個城市，香港當局未必可以左右地緣政治和大國互動的格局。然而，跨國企業——包括內地的大企業，也不一定對地緣政治的風險完全避之則吉。說實在，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從來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地緣政治，在各個大國的互動中尋找商機、管控風險。香港當局固然無法調解大國之間的利害紛爭，但能否嘗試以香港商界及各行各業多年來所經營的國際商業網絡，設法穩住外資，穩住在北美及西歐各國的「朋友圈」，讓他們在地緣政治的逆境中，也覺得在香港及內地的投資風險是可控的？

對於商業世界來說，地緣政治的風險會轉化為商業機構對於風險的理解、預期和計算，從而影響企業決策和行為。可以說，每一個行業和每一所跨國公司的「風險文化」，也可以有所不同。即使在地緣政治惡化的大前提下，香港當局能否讓不同行業和不同的跨國企業，都覺得在香港的投資利益得到合法和合理的保障？如何能讓國際投資者相信，一切的執法行為和所謂的「政治紅線」，都不會使他們在香港的慣常操作出現了新的風險？

風險評估計算 關鍵在「害」可控否

一個機構面對地緣政治的風險，大約可以分為風險評估、風險計算及風險胃納3個部分。風險評估，總體來說是衡量風險何在、是否清晰及可以預期的。在風險評估後，機構便會計算利害得失，其中關鍵是風險的「害」是否可控，然後便衡量風險胃納。要知道，風險評估及計算的最終目的通常都不在於完全規避風險。做生意，尤其是吃「四方飯」的跨國企業，從來都知道富貴險中求。完全規避風險——通常即是撤資，是在無法做有效的風險評估、風險極難預測、幾乎無法預算「害」的後果下，才會出現的「下策」。

如何設法適應不同行業以至主要跨國企業的風險管理文化，以安他們的心，是香港當局穩住外資的不二法門。這也是香港在地緣政治惡化下，嘗試發揮一國兩制獨特性，替國家做點事的空間。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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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