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周永新：學童自殺、殘疾人士欠支援、照顧者壓力爆煲——教師、社工、醫療人員可以做什麼？
【明報文章】本欄上文提到，一些人為了解決社會問題，提出的想法很多都是講來漂亮，一旦實行起來，卻不知從何入手、困難多多。承接這個話題，筆者想起近日幾宗社會關注的悲劇，包括學童自殺、殘疾人士欠缺照顧被發現死在家中、照顧者壓力爆煲患上各種精神病。
類似社會悲劇不是近年才出現
社會悲劇接連發生，其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記得20多年前，有學童輕生、手握《聖經》從高處墮下，傳媒一度大肆報道，及後有其他學童仿效，傳媒自覺學童自殺不宜高調處理，類似情况有所收斂。至於欠缺照顧死在家中的殘疾人士，有關個案近年常有發生，並不罕見。照顧者承受沉重壓力，身心常感疲累，早已是傳媒專題報道的題材，公眾知之已久。
筆者再次提起以上社會關注事件，因發覺政府在悲劇發生後的回應對策，總是把解決的責任推向某些人士身上：學童自殺——應該負上責任的，除了他們的父母外，教師、社工、醫療人員也常被點名，認為他們應有責任協助有自殺傾向的學童；殘疾人士欠缺適當照顧——應該負上責任的，除了他們的家人外，社工、社區護理員、醫療人員，多被認為有責任確保殘疾人士得到適當照顧；照顧者壓力爆煲——應該負上責任的，除了他們的家人外，社工、關愛隊、醫療人員，都被認為有責任紓緩照顧者的壓力、為他們提供協助。當然，教師、社工、護理員、醫療人員能夠提供協助、負上他們的專業責任，關鍵在於政府能否提供足夠的人手和資源，人手不足，什麼解決辦法都是紙上談兵。
青少年問題——「成也父母、敗也父母」
首先要談的，是家庭和父母的責任。政府呼籲父母多花時間陪伴子女，並且留意他們的情緒和行為，又鼓勵家人多關心殘疾成員和他們的照顧者。這樣的呼籲沒有錯，但有用嗎？看來又是說來容易、做就艱難！以今天香港一般家庭的情况，家人和父母能承擔更多責任嗎？記得10多年前，在一個關於家庭政策的研討會上，筆者曾講過：當子女情緒或行為出現問題時，把責任推給他們的父母並不會有實質效果：一來，父母未必有時間陪伴子女，特別是基層家庭的父母；二來，不少父母不懂如何與子女溝通，而子女的問題本來就可能來自父母。10多年前的情况已是這樣，看不到今天做父母的比以前進步，現在青少年對着手機的時間，也常多於對着父母。青少年的情緒和行為問題，正是「成也父母、敗也父母」，家庭總是一本難念的經。
這樣，教師、社工、醫療人員又能否幫忙解決問題？鑑於近日學童自殺個案激增，教育局推出「三層應急計劃」作為回應，為期卻只有兩個月，至明年1月底。簡單來說，計劃先由教師識別有自殺傾向的學童，然後轉介社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接受輔導，嚴重的個案交由政府醫護人員跟進。這樣的應急計劃，重點是把現在分佈教育局、社署、醫管局的相關服務連接起來，讓教師、社工、醫療人員按照他們的專長，發揮識別、輔導和治療的功用，用意是疏導有情緒困擾的學童，防止他們走上自殺的道路。
筆者並非質疑「三層應急計劃」的作用，惟不想社會有錯覺，以為有了教師、社工、醫療人員負起協助有自殺傾向的學童之責任，問題便解決了。同樣，為了支援殘疾人士和減輕照顧者的壓力，特首在《施政報告》已提出增加暫託服務和照顧者津貼等措施，公眾也可能覺得，現在殘疾人士和照顧者可以得到社工和醫療人員的協助，悲劇就算無法完全避免，也應可以大幅減少。悲劇是否因此不再重演？看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以下是幾點必須注意的地方：
教師、社工、醫療人員不會製造奇蹟
（1）教師、社工、醫療人員並非「萬能」
今天教師的工作已不是授課這麼簡單，還得兼顧一連串與學生有關的活動，例如作為學生天文、寫作等興趣小組的導師，而近年興起的「生涯規劃」，更要求老師協助個別學生規劃自己的未來，工作十分繁重。無疑，老師與學生的接觸，可能比他們的父母更多、更長，所以理論上，老師應較容易識別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不過，就算老師有足夠和清晰的「識別指引」，他們會否如筆者的同事張鳳儀和葉兆輝指出的，「識別」變成「醫療化」——也就是說，老師關心的，並非學生的精神健康，而是他們的責任——識別他們認為有治療需要的學生？（見12月11日《明報》觀點版）
社工又可以做什麼？近日面對學童自殺、殘疾人士欠缺支援、照顧者壓力爆煲，社工早已疲於奔命，就算他們可以多行一步，看來他們只能把一些可以拖延的個案暫且放下，應對突然而來的責任。至於醫療人員，相信市民都明白，香港公營醫療系統的負荷已到了極限，特別是精神健康方面的治療，有關醫療人員可以做什麼？
綜合以上分析，可見教師、社工、醫療人員雖然必須負上應有的責任，惟他們並非「萬能」，以為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就是解決問題，是自欺欺人。可以預測的是，未來幾個月，學童自殺、殘疾人士和照顧者的悲劇只會短暫下降，惟情况其實沒有改善，教師、社工、醫療人員不會製造奇蹟。
（2）「做實事、做成事」——必須有長、又有短
李家超上任特首以來，強調政府的施政是「做實事、做成事」；這樣的施政方針，執行的官員或許有錯覺，以為政策必須短期內見到成果，於是把長遠的規劃忽略了。筆者認為，李家超的「做實事、做成事」，並非只有短期措施，他提出的「北部都會區」不是橫跨幾十年嗎？其實，社會問題多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例如學童自殺，短期措施只可止血，如果要解決青少年的精神困擾，要的是經年累月的工作，也涉及一些制度上的改變，例如公開考試對學生的壓力，不能單靠兩三個月的應變計劃。
總言之，積累已久的社會問題，絕非短期措施可以解決，政府必須有長遠解決問題的決心和毅力。
解決問題須從自身做起
（3）困難總有解決辦法，惟必須從自身做起
剛卸任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的黃仁龍，接受訪問時「建議年輕人睡好、睡飽，走多些路，為自己梳理情緒」（見12月1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年輕人要梳理自己的情緒，是年輕人保持精神健康必須踏出的第一步，猶如殘疾人士必須接受自己的傷殘、積極面對，照顧別人也必須首先學懂照顧自己；如果凡事怨天尤人，把責任委諸他人，更多的協助也難發揮作用。
學童自殺、殘疾人士欠缺支持、照顧者壓力爆煲——這些老、大、難社會問題，並不是把責任推向任何一方可以解決。
作者是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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