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樂生：香港容不下多一名青年輕生

【明報文章】最近筆者趁着假期，觀看了港產電影《年少日記》。此電影藉近年學童自殺問題探討來自原生家庭的傷痛，筆者觀看完亦感沉重和百感交集。此電影也呼應了近期接二連三發生的學童自殺事件，引起社會各界迴響。而曾經歷青少年階段的成年人，究竟是否真的切身了解他們處境？

學生自殺數字 令人擔憂

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昨日公布上學年收集到訪學生的自我評估問卷結果，顯示過往12個月內有計劃自殺的學生比率達2.8%，有1.3%學生表示曾試圖自殺；其中中學生比率較高，有計劃自殺者達3.7%，曾試圖自殺比率為1.6%。

另外，去年12月教育局表示，該年首11個月共收到全港中小學匯報31宗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為過去5年最多。再者，據去年11月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引述警方數字，指該年首11個月已錄得306宗學童輕生個案，其中37人死亡，其餘列企圖自殺。

接二連三的學童自殺個案，由小學至大學皆有發生，面對見新高的數字，情况令人擔憂。究竟青少年的成長環境中，都在面對什麼？

成長環境與精神健康的關係

我們需要知道，青少年的成長和學習環境跟精神健康息息相關。而學業無疑是青年認為最主要的壓力來源之一。

自社會疫後復常，學校與學生不但要追回課程落後進度，學生每天還需面對大量功課及課後校內的補課和校外補習班。曾經有機構研究指，縱使青少年欲在學業繁重下抽空休息，但有四成人因而感到內疚。「休息」對學生來說，已變成一個奢侈的項目。

現今社會裏，「學習」的定義不是學習知識，而是應付功課與測考。細數一名學生所面對的重要考試，由小學開始率先面對小學呈分試（決定升中派位），到中學的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分班試）及中六文憑試（DSE），以至大學畢業試和畢業論文。

在「填鴨式」教育下，每個學習階段的學生只能不停地「填飽」自己，來應對他們當刻的重要考試時刻，務求取得佳績。在這情况下，學生的精神狀態還會健康嗎？

學生在應付功課與測考背後，更是向父母交代的「表現成績表」。在一個與人比較的社會裏，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為人父母的普遍期望。因此部分家長逐漸變成「虎爸虎媽」，用高壓等手段強迫子女上各種各樣興趣班或學習班，以至在成績上有更嚴厲要求，往往用質問語氣「溝通」，造成與子女的距離感。筆者最印象深刻的是在中二時候，有同學為她的80多分數學考試成績大哭一場；但她不是因開心而流淚，而是自責為何自己不能取得更好成績，更擔憂自己升中三時還能否待在精英班。

試問這種環境中，學生身心能夠正面發展嗎？學生有真正「休息」嗎？

應檢視源頭 勿為做而做

因應社會迴響，去年12月政府急推出以學校為本的3層應急機制——

第一層是協助學校及早識別有較高自殺風險，或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優先提供介入；

第二層是政府以跨界別合作方式，組織「校外支援網絡」，為學校在短期內增強外援；

第三層是由校長轉介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予醫管局精神科服務。

最令筆者感疑惑的是，為何政府現在才推出相關機制應對，令人感覺如亡羊補牢。再者，第一層（協助及早識別）的實施有難度，縱使該學生有精神健康需要，也未必會即時主動求助，皆因學校與學生建立一定信任關係需時；而對於學生在校內的情緒與行為，也未必能夠即時觀察到。

所以，在面對識別挑戰大的情况下，所需時間較長，但整個機制僅會推行兩個月，實難以識別所有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當機制完結後，學校沒有第一和第二層支援時，只會令事情原地踏步，令人感到政府「為做而做」。

因此筆者認為，政府除了應延長實施機制，更應從源頭檢視整個制度，善用資源配合，制訂預防措施：

第一，投放資源積極推展家長教育，需培養家長與子女相處的正確觀念，例如在溝通方面、調整對子女期望、對子女情緒的識別與支援等，將家中環境打造成有安全感的地方。

第二，檢視整個教育制度。民主黨過去曾提出政府應調整課程和課時，減輕學習負擔；筆者亦認為應重視生命教育，並將精神健康加入課程，讓學生可從小了解和學習應對精神健康方面的知識。

第三，減輕教師工作量，透過增聘教學助理，使老師可以有更多時間多陪伴及與學生溝通，從而建立關係和互信。

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題已經明確地響起警鐘，政府與各界需正視問題，並從頭檢視整個制度，制訂長遠及詳細規劃。一個都不能少——我們不能再承受多一名學童犧牲生命的不幸，才能換來政府、社會的關注和重視。

作者是民主黨青年政策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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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