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江玉歡：垃圾徵費究竟「徵」的是什麼
【明報文章】近段時間，關於本地垃圾徵費（又稱「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話題甚囂塵上。特區政府推出垃圾徵費政策，並非一時興起、突然為之——早在2021年8月26日，《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便以37票贊成、1票反對，於立法會三讀通過。時任環境局長黃錦星表示，政府設立為期18個月的準備期。
最初計劃原定去年底推行，惟局方當時考慮到前線人手不足等因素，決定押後至今年4月1日推行。今年1月起，政府開始宣傳有關措施，引起社會各界熱議，最終再度押後至8月1日。
準備期宣傳教育 恍似「啞火」
誠然，環顧全世界，任何涉及向市民收費的政策，在推行之初都並非易事。港府計劃推行垃圾徵費遇阻，也許有人會說並不意外。但此次政策除了上述市民對收費措施有天然的抵觸情緒之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雖然曾提出18個月準備期，但市民普遍實際聞及該政策卻是在近一個月。在一年半的所謂準備期內，政府前期宣傳、公眾教育像「啞火」一般，並無聲息。近期突然大事宣傳，對全港市民殺了個措手不及。
能否成功推廣一個新政策，是考驗政府與市民溝通效率的重要課題。恰當、正確、科學及高效的溝通，能大大提高政策成功的可能。這個過程中，政府不僅要考慮政策本身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更要將市民的參與和理解放在優先位置。此次垃圾徵費政策推出受阻，反映了政府在該方面明顯不足，也是當局行政一直欠缺的部分。
放在全球來看，垃圾徵費是大勢所趨，是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香港也不例外。只是，本港的高城市密度和狹小空間，確實可能增加了推行垃圾徵費政策的難度，也會不可避免地對市民生活帶來一些麻煩，這是市民普遍擔憂的重點之一。
然而若政府只說收費，不說為何收費；只說環保重要，不說環保為何重要；只說政府垃圾袋如何好，不幫忙解決市民心中憂慮，那麼推遲4個月施行該政策，只會是其走向失敗的第一步。
借鑑德國經驗 結合本地實况
垃圾徵費或類似政策，在全球範圍都有一些實施例子，港府大可廣泛借鑑。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政策可能不同，但大致目標通常是促使人們減少產生垃圾、加強垃圾分類和提高回收率。德國自1904年開始實施垃圾分類，是最早實行垃圾分類的國家之一，也是實施最成功的國家之一。據統計，目前德國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65.6%，成為全球垃圾分類水平最高的國家。
垃圾分類是一項系統工程，僅僅靠前端分類是行不通。德國不僅推行前端分類回收，後端也有完善的分類處理系統。據統計（截至2019年），德國共有逾1.5萬個垃圾處理設施，其中包括1049個垃圾分選廠、167個焚燒廠、705個垃圾能源發電廠、58個機械-生物處理廠（MBT廠）、2462個生物處理廠、2172個建築垃圾處理廠。同時，德國政府通過幾十年宣傳教育，才讓人民意識到環保的重要。德國人從幼兒園開始就接受垃圾分類的教育，大學也有垃圾處理的相關課程或相關專業，還提供垃圾處理相關培訓項目，培養了大量專業人士。
德國在垃圾管理和資源回收方面的成功經驗，對港有一定的借鑑意義。例如，德國製造商要支付費用以獲得綠色點標誌，表明它們的產品包裝是可回收，高效管理垃圾源頭；香港可以對本地工廠施以類似規管。德國注重社區參與和教育，通過社區活動和宣傳來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香港可以加強與社區合作，通過教育和社區活動，促使市民更積極參與垃圾分類和減少產生垃圾。德國還廣泛運用智能傳感器和監控系統，提高垃圾箱的使用率和監管效率；香港可以考慮採用類似的技術方法，提升垃圾管理的科技水平。
在借鑑德國經驗的同時，香港也要考慮本地文化、社會結構和經濟狀况，制訂適合本地情况的垃圾徵費和管理政策。同時，與社區和利益相關方的廣泛溝通，也是成功實施垃圾管理政策的重要一環。
香港城市密度大、空間逼仄，社會多元且住房類型各不相同，從垃圾產生到丟棄的各個環節五花八門，這些都構成政府推行垃圾徵費政策確實面對的獨特挑戰。
因此，在常規政策推廣的方法，譬如透明溝通、教育宣傳、漸進實施、獎勵機制和考慮社會經濟狀况等措施之外，政府應當運用更脗合該政策取向和需求的方法，譬如在全港梳理垃圾收費示範項目，在一些社區或地區舉行示範活動，展示垃圾徵費政策的實際效果。通過成功的案例，向市民展示政策可行性，以減少擔憂和批評。
倘交功課心態強推
或造成更惡劣結果
另外，政府應當放低姿態，主動與超市、商家等合作，推動零售業參與垃圾分類和減少塑料包裝，有助建立全社會的環保氛圍。同時，還可運用科學技術讓市民增加對政策的可信度。然而，以公屋智能廚餘機為例，有屋邨居民多次反映，儘管智能廚餘機能快速粉碎廚餘垃圾，但機器數量不足、壞機情况普遍發生，以及鄰近垃圾桶爆滿的問題叢生。如此現象若不改善，要令市民欣然接受垃圾徵費或垃圾分類，想必也是有心卻無力。
總體來說，垃圾徵費通過經濟方式引導市民實踐環保行為，促進垃圾分類和回收，從而實現資源有效利用、減少環境污染，以及提高社會可持續發展水平。但若政府僅以「交功課」心態強硬推行政策，缺乏解說，也許會在全社會範圍造成比起「不環保」更惡劣的結果。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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