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烈顯倫：2024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商榷終院首席法官演辭
【明報文章】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檢閱儀仗隊，是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一部分。儀仗隊由配備刺刀步槍、密集排列的警員組成；首席法官身穿全套法庭服裝，在一名手持禮劍的高級警員陪同下檢閱隊伍。此儀式可追溯到殖民地時代，其象徵意義明顯：法律是強而有力、有效的管治工具；它是處於重要位置。
遺憾地，從今天情况來看，該儀式傳達的形象與在地實際情况並不相符。
首席法官在他的演辭裏讚揚普通法制度的優點，在強調其「關鍵元素」時提到遵循先例原則（doctrine of precedent）：「法官不僅判決案件，而且建立案例。」他說，這些裁決「為日後判決案情和爭議點類似的案件，起着指導甚至規範的作用」；而在詮釋和應用法定條款時，「法院對一項法例的詮釋，其本身就成為具約束力的法律，影響將來案件的結果」。
本質上，這就是普通法的運作方式：一個由法官制定法律的體系，與立法並行。事實上，每個裁決都是打造整個「法律構築物」的積木。
就立法而言，其目標始終是簡明扼要、語句精短，由此達到清晰易懂。立法者來自不同行業、階層，他們不全都是律師。因此，正如通常情况下，為了使事情簡單易明，一項法例會闡明廣泛的原則，讓司法機關填補當中間隙。
這難道不是必然意味着法院亦有責任，在詮釋法規時力求簡潔和易懂嗎？同樣地，在法律的每一個領域也是如此？
判辭易於理解 方能促進對法制的信心
首席法官說：「為使普通法制度得以妥善運作，廣大社會也必須加深對它的了解。」有人或會問，若法官不努力達至清晰、簡潔扼要，又怎可能令廣大社會能夠有任何的了解呢？
由此提出了一個更廣泛問題：倘一個法律體系滿載了對普通公民來說無多大意義的字詞、被錯綜複雜和晦澀難懂所籠罩，那麼它是否符合其目的？
字詞是思想的載體。若思維混亂，那語言就會變得複雜，往往會導致荒謬。
首席法官在其演講中說「英語是普通法的語言，是國際商務和交易中通用的國際語言」，這使「外界容易理解司法程序，並促進對我們法律制度的信心」。
是的，對制度的信心來自理解。而只有法官力求令他們的判辭易於理解，方能實現這一點。
以高等法院一名法官於2021年12月的表態為例：「最近在司法覆核程序中出現一種文化（culture）：本應簡潔的司法覆核理據，卻過於冗長複雜。這往往會掩蓋而不是闡明所提出案件的實質。」（HCAL 191/2021，段9）
在該案，法官指其啟動程序（即「表格86」）「包含60多頁打字密密麻麻的描述和論據」。就其本質來說，這是濫用程序。像這樣的文件，不可能恰當說明申請的理據及所尋求的濟助（relief）。一份恰當地填寫的表格86，篇幅不應超過一張A4紙。
法律體系的機能障礙
法官的批評，是針對司法覆核程序中的法律界。他提到冗長複雜的「文化」——也就是說系統性的機能障礙（systemic dysfunction），而非個別的濫用。
法官做了哪些努力去改變這種文化呢？於上述訴訟，答案很簡單——根本沒有，反而是恰恰相反。
最先收到有關文件的法官有責任單方面解決事情，應直接以濫用程序為由駁回該申請，如此就可以向法律界發出明確信息。但實際發生什麼事呢？此案正被送到終院，在兩級法院已製造了多頁「密密麻麻」、無人能夠理解的文字。
當人們看到司法機構頒布的「巨大判辭」（mega-judgments），處理律師提出的論點和反駁，卻時常跟在地的實際問題沒有多大關係，難道沒有事例說冗長複雜的「文化」也滲透到司法機構嗎？
一地兩檢司法覆核案
由於本港資源有限，重大基建項目必然涉及海外企業參與。而正如我們所見，煽動者（agitators）過往曾透過法院攻擊此類項目，旨在動搖政府。法院如何回應這些攻擊，將影響海外對有關參與事宜所做的決定。
首席法官在其演辭提到「普通法極其強調嚴謹的分析」，如果能夠做到的話，就可以在早期階段消除公法領域裏的許多濫用行為。而反過來，這也可以促進海外投資者對這一制度的信心。
以大約5年前爆發的西九龍高鐵站一地兩檢事件為例（HCAL 1160/2018）。經內地和香港政府多年來極為細緻的研究和討論後，立法會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條例》），批准在西九高鐵站設立內地口岸區。
2018年9月該項目正式投入服務，列車開始營運。所有出入境、海關和檢疫程序，無論是由香港或內地人員負責，都在車站大樓內進行。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由內地人員在內地口岸區（租予內地政府）執行的程序，是遵循內地法律。
隨後，有4個知名的煽動者（agitators）在法援資助下提出「憲法挑戰」。本質上，其挑戰是這樣的：《條例》所訂的整個安排，是違反《基本法》。惟沒有指出是基本法哪條具體條文，只說「基本法」。從表面看來，這純粹是無稽之談。
此事以慣常方式開始——申請啟動司法覆核程序的許可。這是受《高等法院規則》第53號命令所規管，由高院法官單方面處理。也就是說，此乃申請人與法官之間的事；擬議的答辯人（例如運輸局長）不會被煩擾。法官有責任保護有關程序的完整性。
高院規則第53號命令第3條第七款訂明，「除非法庭認為申請人在申請所關乎的事宜中有足夠權益，否則不得批予許可」。
就該事情，無論是梁國雄或其他申請人，都不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大的權益；他們純粹是煽動者。本不應該批准他們繼續訴訟，這事本應被當場駁回，就此結束。
但實際發生什麼事呢？它繼續前行，在2018年10月30、31日舉行全面聽證，12名大律師（當中6名是資深大律師）及其隨行事務律師來到高等法院法官席前。
法官最終頒布了一份達56頁的巨大判辭。在詳述高鐵項目歷史後，他的結論是一地兩檢安排（將所有出入境、海關、檢疫設施合併在同一大樓內）屬「合理」及「明智」的。
不過法官說，「（此安排）在法律上是否允許，乃一個不同的問題。我將於本判辭較後部分作考慮」。接下來就是多個段落的律師論證和反駁。
司法覆核是為了社會良好治理
目的何在呢？法官是否真的有可能最終得出結論，申請人能夠就其訴訟提供充分理由，即《條例》授權的整個西九高鐵項目是「違憲」？內地口岸區必須騰空、驅逐內地人員、列車停駛？
抑或這一切只是一場鬧劇，法庭上的大聲反對並非認真的，最後惡人（villain）被趕下舞台，唯一可能的結果是駁回有關申請。
司法覆核是為了社會之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而進行的程序。申請人到法院不是為了維護某種私人權利；倘他成功的話，整個社會都會受影響。因此，給予的任何濟助最終都是酌情決定（discretionary）。而若整個一地兩檢安排被推翻，是否符合香港利益？這個想法是荒謬的（grotesque）。
法官還面對一個棘手事實：在頒布本地《條例》授權於西九高鐵站設立內地口岸區之前，2017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已聲明批准有關安排，明確表示其符合基本法。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無疑是對此事的最後定論。
但事態並非如此——法官席前無意義的聽證會去到這種地步：就人大常委會是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一款發出「解釋」，抑或只是頒布無約束力的「決定」，引起激烈辯論。對這個無結果的爭論，法官於判辭花了近6頁篇幅。
此案是「普通法極其強調嚴謹的分析」的例子嗎？抑或是法院向人權產業（human rights industry）又一次盲目叩頭（mindless kowtow）？即使律師提出最荒謬的論點，都需要做恭敬的「分析」？
這如何促進人們對普通法制度活力的信心呢？最後，這是忠實執行一國兩制政策嗎？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文內分題為本報編輯所加）
作者烈顯倫（Henry Litton）是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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