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豪：納瓦爾尼之死與政治遺產

【明報文章】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本月中（16日）在獄中離世，引起國際社會的重大關注，並且觸發美國和歐盟對俄國實施進一步制裁。

納瓦爾尼的從政之路，始於2011年的反政府示威；而他兩年後參選莫斯科市長，超乎意料地得票第二、取得27%選票。納瓦爾尼的急速冒起，使他被褫奪參選總統的資格，也導致他先後遭受腐蝕性液體襲擊及神經毒劑諾維喬克（Novichok）毒害。這名反對派領袖於2020年中毒後在德國留醫，翌年毅然選擇回國，並旋即被當局檢控及監禁。

納瓦爾尼之死，存在兩個迷思：（1）納瓦爾尼的死因仍然有待調查，但究竟俄羅斯當局需要為事件負責嗎？（2）納瓦爾尼作為反對派的領袖，他的離世可會觸發新一輪抗爭行動，及影響俄羅斯的政局穩定？

克里姆林宮的責任

儘管克里姆林宮否認與納瓦爾尼之死有關，但是各方均將矛頭指向總統普京。根據克宮發言人佩斯科夫的說法，納瓦爾尼的死因有待法醫驗屍確定，現階段不宜作任何判斷，尤其是對普京的不實指控。與此同時，俄羅斯官媒引述消息指納瓦爾尼死於血栓，因此他是自然死亡，而不是被當局殺害。

不過，納瓦爾尼的遺孀尤利婭則指控普京毒殺其夫；又認為當局一度扣留他的遺體，旨在令其中毒的痕迹完全消失。此外，以美國總統拜登為首的西方領袖，亦認為普京需要為納瓦爾尼的離世負上責任，由此推動歐美國家對俄羅斯實施新一輪制裁。

在近代俄羅斯史中，不乏政治暗殺的例子，所以克里姆林宮備受嫌疑也實是自然而然的事。單在俄國境內以言，批評普京之車臣政策的女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和另一名反對派領袖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便分別在2006年及2015年遭槍殺。

不少俄國親政府人士辯稱納瓦爾尼之死與普京無關，理由是事件無法令克里姆林宮從中得益。莫斯科正忙於籌備今年3月中舉行的總統大選，而它純粹是支持普京的公投，皆因選舉缺乏實質競爭。比方說，立場反戰的女記者敦佐娃（Yekaterina Duntsova）和政客納傑日金（Boris Nadezhdin），先後遭取消參選資格。

克里姆林宮當前的任務在於催谷投票率（據報目標是七成），而納瓦爾尼在大選前離世，可能會令競選工程增添變數，尤其是影響游離選民的投票意欲。

另一方面，俄羅斯連月來釋出願意與烏克蘭舉行和談的信息，例如在今年2月初與美國保守派名嘴卡爾森（Tucker Carlson）的專訪當中，普京便指出美方應該停止對烏克蘭提供援助，讓基輔政府回到談判桌和結束俄烏戰爭。在世的納瓦爾尼，可以成為莫斯科向美國華府釋出善意的工具，猶如俄羅斯前石油大亨霍多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在2014年索契冬奧前獲得特赦出獄。然而，納瓦爾尼之死卻勢必進一步打擊普京的國際形象，及損害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關係。

縱使克里姆林宮未必有動機殺害納瓦爾尼，但俄國政府容讓他在獄中死亡，也是難辭其咎。納瓦爾尼在過去3年間面對極其惡劣的囚禁環境，例如被送到鄰近北極圈的流放地及遭單獨囚禁，導致他多次患上重病。納瓦爾尼的律師和醫生曾屢次投訴他的基本人權沒有得到保障，但俄羅斯當局往往拒絕給予任何回應。故此，納瓦爾尼可說是間接被俄羅斯的極權制度迫害致死。

值得一提的是，克里姆林宮實際上可能不希望納瓦爾尼離世，但只是前線人員的疏忽或私心導致他最終死亡。這裏突顯出普京建立的「垂直權力」（power vertical）體系——將地方政府的權力收歸中央——也許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穩固和一致。曾被納瓦爾尼揭發貪污腐敗醜聞的俄羅斯高官，也難免對他的死亡暗自竊喜。

俄羅斯的抗爭潛力

在納瓦爾尼的死訊公開後，俄羅斯各地有民眾上街獻花悼念（及被捕），而尤利婭亦誓言會延續亡夫的抗爭工作。誠如僱傭兵瓦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的情况，納瓦爾尼的家屬被當局要求秘密埋葬他的遺體，慎防公開葬禮集結其支持者，並且最終觸發示威浪潮。

不過，作為「體制外反對派」的納瓦爾尼還剩餘多少政治影響力，值得商榷（註）。根據俄羅斯獨立民調機構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去年初所做的調查，納瓦爾尼的支持度從2020年9月、他剛中毒後的20%，下跌至去年1月的9%；而不認識他的受訪者比率，同期從18%上升至23%。除此之外，俄羅斯社會更普遍地認為法院對納瓦爾尼的裁決公平，持這個意見的人從2021年的48%，增加至去年的59%。同樣，認為起訴納瓦爾尼屬於政治檢控的俄羅斯人，從2022年的31%減少至去年的22%；而認為他犯法並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受訪者，也從44%升至61%。

宏觀地說，列瓦達中心的民調亦發現俄羅斯人相信在不久將來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示威（認為有可能的只有17%）；而願意參加抗議活動的受訪者僅得11%。

相對政治訴求而言，俄羅斯人認為經濟議題更有可能觸發示威浪潮，而且較大機會吸引到民眾參與。在這些背景下，俄羅斯大眾傾向對近日罕有出現的軍人妻子抗議活動保持中立態度。

在俄烏戰爭下，俄羅斯的民主發展面臨進一步倒退。對莫斯科而言，歷時已兩年的「特別軍事行動」具有內外兩個面向：對外重塑世界秩序，及對內重整俄羅斯的國家認同。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國內的政治環境實行了從上而下的全面整頓。在管治精英階層，俄羅斯的西方主義者被排斥在政治體制之外；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義者，及支持戰爭的軍事博客。這解釋了前總理梅德韋傑夫在戰後突然變得鷹派，以求保持其政治影響力。

緘默從眾者 漸成政權砥柱

在普羅大眾方面，俄羅斯政府對公民社會和異見聲音的打壓愈趨嚴酷，例如立法禁止「抹黑」軍隊等。政治打壓導致大批俄羅斯人在開戰後馬上流亡海外，而第一波流亡潮較可能是意識形態使然（有別於局部動員令頒布後的），意味他們較嚮往西方生活和價值觀。

留下來的俄羅斯人，有選擇繼續抗爭，但他們面臨強大的鎮壓機器和嚴苛法規。根據俄國人權組織OVD-Info統計，政治檢控的案件在過去兩年間合共有1252宗，整體高於2021年的473宗。更多的俄羅斯人恐怕是從眾者（conformist），他們往往選擇保持緘默、免除自己的社會責任，漸漸成為威權政權的中流砥柱。

有分析認為，尤利婭的女性身分可以彌補納瓦爾尼的不足（他過往的民族主義言論招致自由派人士不滿），能夠修補反對派之間的撕裂。然而，在俄羅斯現時的政治氣候下，要撼動普京的絕對權力，談何容易？

註：王家豪、羅金義，〈俄羅斯大示威：「體制外反對派」強弩之末？〉，2021年2月2日《明報》

作者是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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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