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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瑞麟:較財赤更嚴峻的「信心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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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香港經濟動力收縮,已是不爭事實。若股市、樓價、新股上市數目、餐飲和零售業拾級而下,以至負資產和破產人數上升,被視為經濟的「周期性」因素,那麼過去數年,外資在港的地區總部持續減少,這是否「結構性」因素所致?統計處公布數據顯示,剛過去一年,外資在港的地區總部數目減至1336間,較上一年減少75間,較疫情前和2019年反修例風波高峰時期的1541間,下跌13.3%。過去一年,地區總部減少最多的是美資(減少26間)、英資(19間)、日資(6間);內地企業在港設有最多地區總部,惟也減少了4間;其他減少的還包括來自瑞士、新加坡等的跨國企業。

對任何企業而言,選址地區總部是嚴謹不過的決定,當地和周遭地區的商業前景固然是重要考慮,但同時落腳地的法律、稅制、地緣政治因素以至員工的安全亦在考慮之列。政府編製每年財政預算案的起點是對外部環境的估量,特別是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以及在當前財政收支狀况嚴峻之下,尤為重要,因為這直接關係着財政赤字能否和最終何時得以改善,以及對財政的運用、基礎建設方向等問題。

對大環境的估量 是否太樂觀?

早前政務司長陳國基反駁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的「香港玩完」論時表示,當前整個世界格局是「東升西降」,因此市民毋須太理會有關言論。在剛發表的預算案中,財政司長表示「國家穩定較快發展,加上快速發展的亞洲,為我們帶來無限機遇。香港中西薈萃、聯通世界,是唯一融合國際與中國優勢的地方。只要找準定位、找對方向,發揮好自身獨特優勢,不斷奮發創新、堅定前行,香港一定龍騰四海、繁榮發展」。

特區政府高層對香港所面對大環境的估量,是否過於樂觀?能否實事求是,提振市民和國際社會對香港前景的信心?

以今天香港對內地經濟的依賴和緊密程度,要估算本港經濟前景,當然完全離不開準確預測中國大陸的經濟。羅奇認為中國經濟出現多個「結構性」撞牆問題(他提及的「3D」),也就是借貸過度、通縮和人口結構老化。在羅奇這基礎上,筆者嘗試以1980年代日美博弈為例,認為分析中國面對的結構問題,不能忽略中國與西方國家在以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為主軸的科技方面脫鈎,將阻礙經濟復蘇。

也就是說,當年使日本「失去30年」的深層原因,不僅是泡沫經濟破裂,還有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打壓,擴大了美日科技差距。在這兩大因素疊加下,日本的復蘇需時30載。

影響中國大陸與香港經濟前景的另一個重要外部結構因素,是「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過往不少論者以「脫鈎(de-coupling)」或「去風險化(de-risking)」等中性用詞描述外資產業轉移,但近期較多被採用和更值得留意的則是友岸外包。

過去全球多家半導體大型企業如Nvidia、AMD,一直將香港作為區內的半導體和科技零組件轉運據點;但如今在友岸外包策略下,香港轉運角色自然被淡化,由台灣及新加坡取代。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友岸」是指「堅定遵守一系列規範和價值觀的國家」。這引伸的現實同題是:如今西方國家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綁在一起,我們能否對此視而不見?如要拼經濟和加強建設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話,應如何打拼?

「鋸箭法」手段處理財赤

厚黑學中,有所謂的「鋸箭法」——古人相傳有人中了箭,本應將箭頭拔出的同時治療傷口,但醫生只將箭桿鋸下,就說好了、病徵不見了。這只能說是取巧。同樣,以發行債券的收入所得去填補赤字,表面上看來是政府財政赤字減少了,但客觀效果卻是將償還債務及其影響延後;而到什麼時候才能達至真正意義的年度收支平衡,仍是未知之數。

預算案指政府財政儲備在今年3月底預計為7332億元,與高峰時期的逾萬億元相比少了一大截。此外,2024/25年度政府將發行1200億元債券,即便如此,明年今日,財政儲備亦將降至6851億元。中期而言,政府仍將每年發行950億至1350億元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及基礎建設債券。

部分論者認為在經濟低迷時期,赤字預算的刺激措施有助經濟最終走出谷底。但今天在完善選制後和市民普遍選擇沉默的情况下,堅持《基本法》第107條的規定,即「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相適應」,倒成為制約政府財政不被濫用的信心壓艙石,其中包括政府的發債收入,是否可視作基本法中的政府財政收入,有待澄清。

科研項目績效乏善可陳 需探討原因

開源節流方面,綜合而言,本年度預算案在維持基本社會福利、房屋和醫療服務水平的同時,暫緩多方反對的交椅洲人工島項目,及維持公務員編制零增長的節流舉措,就施政方向而言,是可取的;但在有效利用現有財政資源,以至希望能夠為香港經濟帶來新突破方面,則存在改善空間。特別是政府應切實探討,如何落實以績效為目標的高質量創科投資。

回歸後的香港,歷任特首都投下巨資發展科技;今年預算案中,亦列出多個發展晶片、微電子、生命健康等科研項目,但績效卻乏善可陳。另一邊廂,以台積電為代表的台灣科技產業,在成為「重器」的同時,更引來日本、美國、歐洲、印度等國爭相提出以億元計巨資,吸引其到當地設廠。相比之下,這是什麼原因造成?是頂層設計,還是當政者的專長與見識?此時此刻,不是值得探討嗎?

誠然,剛公布的數字顯示去年本港經濟取得3.2%增長,但不應忽略於2022年本港經濟收縮了3.5%。此外,以扣除通脹價格因素計算的本港去年GDP經濟實質體積為28,512億元,仍低於6、7年前的28,506億元及29,317億元。因此,預算案對前景的估量,是否過於樂觀?政策質量方面的投入,又是否顯得不足?

作者是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曾長期任職國際政府組織、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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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瑞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