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劉銳紹：噴雲泄霧藏半腹 切忌閉戶掩柴扉──從取消總理記者會及「兩會」透明度談起
【明報文章】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下稱「兩會」）正在北京舉行，第一個最令中外關注的新聞就是取消總理記者會，令我想起唐代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之句「噴雲泄霧藏半腹」，正合眼前光景，任君解讀。你可以說中國有很多鴻圖大計，藏於腹中，但不想外國摸清底牌，所以「噴雲泄霧」，此乃「迷彩策略」。不過，外界更多人認為，中國面對國內外形勢劇變，理應增加透明度，釋除疑慮，但總理記者會也取消了，這樣「噴雲泄霧」只會令人疑團滿腹，適得其反。所以，中國不要像明代馮夢龍引用宋詩《宿山房即事》所說：「一個孤僧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故引為今天標題。
（1）且看昔日改革開放的例子
由1980年代開始，中國黨政機關經常透過記者會增加透明度，同時增加外界對中國的信心；總理記者會也連續舉辦31年，效果顯著。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記者會，是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的記者會（現場直播），可謂空前開放。那時候，會場劃出一個大圈，數百名中外記者站在圈外，趙紫陽等領導人走進圈內，繞圈慢行，多次停下來面對面回答記者問題，咫尺之間只有小桌子相隔。
我當時很頑皮，問他一個「虛中見實」的問題：「人們說，今年中國的冬天來得快（指胡耀邦下台），也去得快，跟着春天也來得快（指趙紫陽上台）。你怎樣看？」這問題有點蠱惑，因為「冬天的寒和春天的暖」都與鄧小平有關，必須小心。後來，趙紫陽回答：「我們這裏從來沒有冬天。」可見，刁鑽的問題可以巧妙地回答。（順道一提，趙紫陽是當年第一位接受傳媒訓練Media training的中央領導人）。
另一個改革開放的創舉在江澤民年代的「兩會」，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10名學生，獲准以正式記者身分採訪「兩會」，每晚都要為專門配對、不同類型的香港傳媒發稿。為了增加他們的實踐經驗，其中一名學生還在「機緣巧合」之下獲得提問機會。此後，這種讓新聞界生力軍採訪「兩會」的活動擴大至其他大專院校新聞系，並維持了若干年，成績值得肯定。
當年「兩會」的總理或部長記者會，主持人都會平衡提問的機會：內地記者、港澳記者、台灣記者、外國記者，一般依次或調換次序輪流提問，事前毋須提交問題（後來在會前收集問題，則是另一種「打招呼」的做法）。凡此種種，都令中外傳媒感到真正和實在的開放氣氛。
領導人在總理記者會上的答問，經常出現金句（詳見《明報》昨天頭版）。我要說的是：只要準備足夠，理據充分，實事求是，中外記者會絕對是領導人表現能力和信心的場合，同時帶動外國對中國的信任和信心。更重要的是，這種直面交流不單讓外界了解中國，還可以爭取外國理解中國；即使涉及中國的一些落後現象，只要誠懇對話，減少鬥爭味道，也可以推動外國人易位而處，嘗試從中國角度想問題。這確是出現過的實效，如今宜多思考。
（2）取消總理記者會 後遺症多
中國官方的解釋是：在總理、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的相關報告中，社會的關切已有具體的回應；此外，將會增加部長記者會和「部長通道」的場次，所以毋須舉行總理記者會。
但這些解釋十分牽強，因為部長屬於執行的層次，總理則是大政方向的層次，級別和分量不同，對外建立信心的效果也不相同；取消總理記者會的自傷（包括形象和實效），遠不是增加部長記者會就可以彌補的。還有，輕輕一句「取消」，白白浪費「唱好和唱響中國故事」的機會，言行自相矛盾，反令外界疑惑更多。
無論中國的動機如何，取消總理記者會已即時引起外界無限聯想和猜測，而且多是負面的。歸納起來，大致有三大類：一、此舉必然減少總理的重要曝光機會，但為什麼要減少？這種減少是否為了另一種增加？二、是否擔心外媒在總理記者會上提出難以作答、尖銳和敏感的問題？果真如此，即間接反映中國還有很多困難未能妥善處理，包括人事調整。三、中國面對各種變化，是否已無新招，才不想面對公眾和傳媒？外國不會認為中國「噴雲泄霧藏半腹」是因為「運籌帷幄，成竹在胸」，而是因為「雖有絕頂誰能窮」（也是韓愈之句），無法達到目標，技窮而不得其法，才避免由總理面對公眾。
容或上述都是外國的「敵意猜測」，是輿論戰的一部分，中國「有自信，可以不理外界猜測」；中國還可以說，時移世易了，「要與時俱進地改變」。但關鍵是，中國的「自信」阻不了「外界（對民眾）有說服力的負面猜測」；而且，愈不透明只會愈強化這些猜測，自身的承受力只會愈來愈薄弱。人們還會問：既要「與時俱進」，但為什麼又「關門閉戶掩柴扉」？這是前進的變革？還是後退的遷移？
（3）其他不透明引致疑慮深化
「兩會」期間，還有一些外界關注的焦點，例如港澳辦前主任張曉明被免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之職，仍保留常委位置。一般而言，人事變動在中國是常有的事，但在外界印象中，張曉明不是一直非常忠實地落實中央的治港政策嗎？是什麼原因導致他一降再降、一退再退呢？外界（相信包括建制派）無法得知答案，但「存疑」已是一種不利的答案。
又如，「三中全會」始終不能在「兩會」前召開（按黨章規定，每年至少舉行一次中央委員全體大會，如今逾時未開）。外界一般不會聯想到「政局不穩」，因為完全沒有「不穩」的迹象；但外界更關注「開不了」的原因和決定過程。是否集體決定？有沒有反覆？同樣沒有答案，但同樣像悶葫蘆一般，「存疑」已是一種不利的答案。
看來官方希望通過「沉默是金」的策略，嘗試創造「毋須給予答案」的既定事實，讓外界慢慢適應。沒錯，有關方面有權力和能力這樣做，但卻無能力阻止外界的反方向思考。中國此際正需要爭取更多外國人士的同理心，藉此以民促官，減少外國政府對中國的壓力，但由於「兩會」的不透明，還修訂了保守國家秘密法，增加了外商感到不透明的部分（其實可以改在其他時候修訂），正是一種互相抵消的無奈。
此外，夏寶龍來港時少談《基本法》第23條，但在「兩會」與港區人大代表會面時則鼓勵「要勇於鬥爭，不要讓外部勢力得逞，防止他們破壞香港經濟」。這也許合乎官方需要，但這種內外不透明，同樣引起外商的擔心。
在「兩會」期間，內地還有很多不涉及外國的民生事務，也需盡量透明地處理，例如新冠疫苗維權者擬上書請願；退休年齡可能延至65歲的關注；經濟政策能不能解決問題……都在「噴雲泄霧藏半腹」之中進行，蓋過了官方報告的主旋律。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不要「關門閉戶掩柴扉」。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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