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瑞麟：日本半導體「強勢回歸」 引發4個時代之問

【明報文章】台積電與日本Sony、電裝（DENSO）和豐田合資於日本熊本縣開設的晶片製造廠JASM，上月24日開幕。該項目不僅標誌着亞太以至全球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安保格局進入一個新維度，同時引發一連串深值探討的課題，也就是本文標題所指的「時代之問」。台積電擁有大部分股權的JASM，全名為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c（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公司）。

在熊本第一廠開幕的同時，台積電和JASM宣布年內於當地興建第二座晶圓廠，計劃於2027年底投產。藉由這兩座晶圓廠，JASM熊本的每月總產能預計超過10萬片12吋晶圓，以供應日本汽車、消費性和高效能運算相關應用的市場需求。此外，市場還傳出台積電正考慮將3納米製程技術的生產拓展至日本，有意在熊本建設可生產3納米先進製程的第三座晶圓廠，並通知了台積電供應鏈伙伴。

雖然台積電方面極力淡化，稱到日本投資設廠是基於經濟考量，在新聞稿強調該決定主要取決於客戶需求、日本政府的支持及成本等因素，但從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以觀，這產業一路走來，無時無刻都與國際地緣政治息息相關。

1980年代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遭遇

在東西方冷戰時期，巴黎統籌委員會（CoCom）將晶片及其製造技術列為限制向共產國家出口的科技性戰略產品。可以說從起始時，這產業已被視為地緣政治博弈的一個核心。另一邊廂在日本，繼大家熟悉的Sony在1955年成功利用美國RCA技術，「豪賭式」地成功開發和推出世界上第一台晶體管收音機，及於1960年推出世界首部晶體管黑白電視機，日本產品從此改變了美國人眼中粗製濫造、「地攤貨」的印象。從這時起，日本開始將半導體視為其「技術立國」標誌。

1970年美國Intel發明了1KB 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宣布了半導體儲存晶片（memory chip）產業的啟動，包括日立、富士通、三菱電機和東芝等日企迅速投入資源，希望在這新興市場獲得一席之位，而日企的努力沒有白費。1980年，日本生產的16KB DRAM獲得全球40%份額；1983年日本的64KB DRAM取得全球70%份額；至1986年，日本DRAM佔全球80%份額。日企的勝利，把美國半導體企業逼到牆角，就連Intel亦只能專注於中央處理器（CPU）領域。

尤為令美國警戒的是，比如在汽車行業中，半導體愈來愈不可或缺。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在汽車裏安裝導航系統的國家，而導航系統離不開高性能微型電腦和圖像處理器等半導體。高速公路上的電子收費系統，沒有控制用的集成電路和非揮發性記憶體（non-volatile memory）的話，也成不了系統。至於半導體在軍事方面的應用，更不在話下。

就在這段時間，美國朝野開始指稱日本是以不正當手段取得半導體技術（例如指日企有在矽谷偷竊技術嫌疑），以及用不公平貿易手段奪得市場優勢（例如指日本為提高在美國市場份額而推行傾銷的嫌疑，及涉嫌提供補助金和對進口半導體設置障礙）。

最終結果是美日政府簽訂《美日半導體協定》，為期5年（1986至1991年），以及1991年在規定時間屆滿後，美國不滿協定執行結果，協定又延長5年。該協定的落實，令日本半導體產業失去光輝；但即便如此，日本將資源集中於與半導體製造相關的原材料、生產技術和生產設備開發，不少更成為相關技術的行業領先者，勉強保留在半導體行業一席位。

時代之問一：

日本「失去30年」的終極原因？

回顧以上歷史，使人揮之不去的疑問是，日本「失去30年」的原因不僅是泡沫經濟破裂，還有美國在同期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打壓，擴大了美日科技差距和限制了日本半導體市場，結果是日本經濟復蘇需時30載。

將焦點投放至當前中美博弈的話，中國也面對類似情景：中國面對地產泡沫經濟破裂的同時，其半導體（及新一代人工智能半導體）與美國等國家出現的脫鈎，是否也嚴重影響着中國經濟復蘇，而復蘇年期將以10年為基數？香港也無可避免被波及？必須強調，探尋此問題，可讓我們較現實地估量今天中國（包括香港）面對之問題的嚴重性。

時代之問二：

東亞地緣政治新變化？

美國為牽制中國大陸半導體業發展，倡議與台、日、韓組成「Chip 4聯盟」。隨着台積電到日本設廠，及日本政府和業界「強勢回歸」的自身努力，分隔中國大陸與美國和上述東亞經濟體的「矽盾」日漸成形。台積電到日本設廠的決定，是否由美國促成，雖難以肯定，但估計亦樂見其成，因為此舉（包括到美國設廠）保障了包括戰爭時可能出現的供應鏈短缺。更重要的是，對聯盟各參與者而言，協作本身擁有經濟合理性、將來性，及隨之而來的生命力。

首先，美國最大強項是晶片設計和晶片市場，台灣和韓國擁有先進晶片代工（fabrication）能力，日本則在半導體封測技術、原材料及精密生產設備方面具優勢，再加上其汽車業、光學產品業，以至精密電子產品對晶片的需求，這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產業鏈。因此，日本朝野上下認為這是一次能夠讓日本半導體業有機會復興的「千載難逢」時機，因而投入龐大財政資源，包括為實現最尖端半導體代工的Rapidus公司，去年於北海道動工建廠，目標是在2027年開始量產2納米半導體。還有，論及上述聯盟在協作方面的將來性，由於人工智能正「方興未艾」，前景令人充滿期待和想像。

時代之問三：

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影響

由於半導體行業更生迭代迅速，為保持領先地位，要持續地大額投資，台積電的發展史即為一例，這需要一個龐大市場提供足夠現金流作為支撐；另外，則是願意與其他參與者「協作」的企業文化。

這些因素，對當前中國大陸半導體業而言，有否從缺？

時代之問四：

日本緊跟美國是民族性使然？

江戶時期的日本，處於封閉狀態，面對美國「黑船來襲」，結果是日本舉國決定向美歐各國學習科技和文化的熱潮；經歷二戰時期美國在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及上文提到的對其半導體業的壓制，日本仍站在美國陣營一方。這是其民族性使然？思量此問題時，不妨參考韓國的取態——在今次中美博弈，韓國最後投向美日，看來亦是認定合作的「將來性」，與日本一樣，非「感情用事」。

依此路向，另一個時代之問與香港有關，即亞洲會否走入一個不包括香港的「新四小龍（韓、日、台、星）」時代？香港現行的創科道路，是否實際可行？又或者有否需要調整？

作者是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曾長期任職國際政府組織、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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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瑞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