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歡：香港特區政府對小販有何期待？

【明報文章】小販是最早出現的商業形態，積少成多、聚沙成塔，隨時間演進成商店，如今大型商場都仍有早期小販從事商業活動的影子。今天城市高度發展，但並非意味着我們就要對這種初級商業形式嗤之以鼻，而應用現代思維重新認識小販生態、制訂科學的策略，將小販與城市融合。

對待小販 不應只是「不阻街」

通過梳理香港小販政策發展至今的趨勢可以看出，一直以來，特區政府看待小販的視角導向側重於執行層面，以「阻街」為代表的「罪名」正是體現之一。既然是小販，就必然是在街頭巷尾做生意；是否「阻街」，作為從業者實際難以區分。「阻街」與正經做生意，似乎只是一線之隔，兩者關係猶如悖論存在。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應當首先回答：對香港這個城市而言，政府對小販有什麼期待。

對新加坡政府來說，將小販文化申請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着政府對新加坡小販在官方層面的認可。新加坡官方媒體更是將這一舉措，認定為加強了新加坡國民身分認同感和歸屬感。對中國內地政府而言，小販則代表零售經濟的活躍度，政府希望以此促進基層公眾創業、就業熱情，並專門制定街道和時間段供小販群體擺攤售賣。小販與市民有買有賣、有來有往，在合理限度之內的生態，彼此均不亦樂乎。而在香港，我相信，特區政府對本地小販的期待不應只是「不阻街」這麼簡單。

小販對香港的價值高低，取決於政府的認知，以及對「小販所帶來的問題」的定義——小販背後所呈現的，究竟是純粹的食環問題，還是更高層次的城市空間設計、文化符號和微型經濟形態問題？當討論小販問題時，政府能否將「香港小販」放在一個較寬泛空間和合理時間範圍內討論，是有效促進小販與城市融合的關鍵。

非正規空間 體現城市「鬆弛感」

在城市空間設計領域有一個詞——「非正規性空間」，即一個不是由專業者和官方提供的市政空間，而是民眾通過持續行動和使用所建構的日常空間。小販往往在這種空間裏生存，這種空間也正是如今香港政府在處理小販問題上存在的爭議點。

一般而言，當這類非正規空間為小攤販或市民佔用，較少有官方和專業者干預。在正規與非正規之間，把握一種寬泛尺度、鬆散的公私邊界，反而能衍生更豐富多彩的公共生活模式。非正規空間裏，往往可看到街頭擺攤、賣藝的小攤小販，街上跳舞或下棋的悠閒市民，及旅遊散步短暫休憩的遊客等。這些現象和人群都是城市呼吸感的表現，也體現出近幾年互聯網常提及的「鬆弛感」。這種呼吸感、空間靈活性，正是一個城市的活力來源。若一個城市死板僵化、乾淨到一塵不染、政府行政執法毫無溫度，那麼這個城市的氛圍，我相信也不會真的令人感到舒適。這也是我一直主張活化香港小販生態的重要原因。

香港應當是一個既有章法、亦鬆弛有度的城市，擺脫外界形容香港較「冷漠」的刻板印象。實現這一目標並不簡單，要求政府作為執法機關，應當把控執法與人文關懷、保障城市特色之間的尺度。而這種對執法尺度的把控，應當由政府從香港整個城市的頂層設計出發，精準得當，軟硬兼施，既保障科學性，又不失城市色彩。

反而，若一味依賴一線執法人員現場判斷，不僅造成基層公務員需求量愈來愈大、工作壓力愈來愈重，還會極易造成一線執法人員執法尺度寬嚴不一、法治變人治。這也是香港政府在處理小販問題時被市民詬病和投訴已久的問題：一些以從事小販為生的基層市民，對政府執法規則一竅不通，往往在收到罰單後仍不得其解，究竟如何是對、如何是錯？根本而言，恰當的執法尺度基於合理的政策設計。執法有據可依，市民在面對不合理的執法方式時，也大可向當局依法投訴，反向地監督政府。

「一刀切」執法 勿抹煞香港文化特色

另外，政府在制訂小販政策時，不應狹隘地將「小販」理解成較為基層市民的求生方式；在小販的微型經濟價值之外，還兼具傳承香港本地非物質文化的價值。小販在今天香港的艱難處境，並非個例。除此之外，譬如過去香港城市夜景代表的霓虹燈牌逐漸消逝、本地老字號百年老店的凋零、特色手工小吃被連鎖商舖席捲等等，並非僅僅代表一個或兩個攤販、燈牌或商店的結業，背後更是深深隱喻了香港的城市文化在今日的式微。

於這個過程中，政府不應做一個冷漠的看客。在其他地區，「港風」仍是個極具特色的詞彙。「港風」裝潢、飲食等等，直到現在都是成熟的賣點。而在香港自己的地盤，「一刀切」執法方式絕不應該以抹煞香港文化特色為代價。在打造香港城市品牌的路上，如何做到既有章法亦鬆弛有度，政府應承擔更多。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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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