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欣宇：從垃圾徵費反思「民意基礎」

【明報文章】政府早前終於宣布擱置執行垃圾徵費，可謂意料之中。主理官員再三強調，擱置的決定是「順應民意」。這點確是事實——普通香港市民，即使不看各式各樣的民調數字，亦不難切身感受到整體民意對實施相關政策的抗拒。

公共決策 不僅取決於固有民意

一項全港性的政策，尤其是涉及稅費事宜，沒有足夠的民意基礎，顯然沒有條件「硬推」。從這個角度看，政府的決定可謂是務實出發。然而值得深思的卻是，公共政策的制訂和決策，顯然不僅僅取決於社會固有的民意導向，否則僅憑民調就足以完成治理工作；相反，引導民意，凝聚共識，才是為複雜社會議題制訂政策時更為關鍵的工作。

回顧反思垃圾徵費政策的來龍去脈，最值得剖析其「失敗」之處到底出現在哪個環節——是政策的立意和方向本身就不合邏輯？或是具體執行機制的設計存在缺陷？還是政策的溝通和解說沒有成功？

執行設計層面的重大缺失

從立意看起，垃圾徵費政策的目標，從來並非增加財政收入，而在於提升香港社會的廢物循環回收重用比率，以避免未來需要大量資金和土地，用來投資興建堆填區或焚化爐的代價。

為達至這一目標，世界各地的經驗已經證明，通過引入經濟誘因，可以調節甚至改變市民的日常習慣，顯著提高循環回收重用比率，以減少最終需要送往堆填或焚化的垃圾總量。香港土地資源稀缺且人口密集，更有需要亦具備條件建立一個高回收率的循環經濟體系。因此筆者認為，政策在根本立意層面，是符合邏輯，亦是香港切實所需的。而通過在社區內的實踐，筆者也觀察到大部分市民在完整了解政策的出發點之後，均能夠取得方向性的認同和共識。

然而在執行設計層面，垃圾徵費政策卻存在重大缺失。徵費計劃不設任何免徵門檻，導致政策一旦開始執行，一夜之間全港市民均須開始付費，變相成為一種「人頭稅」。在市民大眾本身對相關理念的了解及接受程度存在明顯差異時，很容易便產生和固化了一種「全民徵費」的負面觀感。而計劃中對前線清潔工施加的額外工作要求，同樣也屬於執行層面得不償失的堅持，最終清潔工人的怨氣亦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正如社會不少聲音指出，提升社會整體的循環回收比率，是一個移風易俗的工作，久久為功。收費雖然可以成為改變行為的經濟誘因，但如何順利開局，卻是在政策設計中更為關鍵的步驟。

因此，雖然政府的公關溝通策略同樣存在失誤，例如過分強調收費和執行細節，忽略了「為什麼徵費」的核心價值和情感訴求，但最根本的問題主要出現在政策設計本身——未能令即使並不十分認可相關理念的市民，至少也能夠不抗拒參與其中。

對特區管治敲響警鐘

在更宏觀層面，這次徵費風波，同樣對未來的特區管治敲響了警鐘。每個人都知道香港在方方面面都急需求變；而變的過程，總無法迴避對現有利益格局做重新調配，甚至需要打破固化藩籬。政府推動改變，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民眾「信任」和「共識」。過往的政治紛爭下，太多政界中人已經習慣將各類社會問題引導至立場對立的維度，作為「辦不成事」的開脫，更常常以「居心叵測」之類的藉口，通過泛政治化的方式，掩蓋管治體系在民意引導方面的能力缺失，以及在凝聚社會共識方面的基礎薄弱。

但隨着香港進入新的政治格局，管治體系的核心任務就在於要「辦成事」。因此，政府和立法機構在內的管治體系，實在有必要正視及着力重建官民互信的基礎。

畢竟，垃圾徵費一役，再次告訴我們一個公共行政中最基本的道理——沒有信任的加持，單憑良好初衷和願望，施政並無法成事。

作者是立法會（新界北）議員、香港及英國特許工程師、香港新方向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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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