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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剛:歐洲極右的勝利——迷思與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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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早前的歐洲議會大選,是有史以來極右政黨取得最多議席的一次。但此前,不少歐盟國家的極右政黨,已在國內選舉中有議席增長。在意大利及荷蘭,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和自由黨(Partij voor de Vrijheid)都是執政聯盟中的強勢政黨;在法國和德國,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和「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都在晚近的議會及地方選舉大有進帳。而它們的主張,向來都被當成歐洲極右的典型。歐洲議會選舉的結果,不過是再一次確認歐洲極右政黨的聲勢。

為什麼極右政黨在歐洲選民之中的支持度愈來愈高?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問:在歐洲的社會與政治脈絡之下,「極右」到底是什麼意思?只有先清理這個政治標籤的迷思,我們才能更清楚了解,他們在歐洲愈來愈大的影響力所反映的隱憂。

什麼是極右

極右作為政治思潮,一般被視為有幾大特徵:民粹、排外、保守、反體制、威權主義。但這個定義已不適用於當今的政治脈絡。例如約在20年前,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運動」黨(Jobbik)曾因為擁有非法的暴力外圍組織而被禁;國民聯盟、另類選擇黨、兄弟黨都曾經使用法西斯或納粹的符號或口號。不過,這幾大政黨近年都拋棄激進威權主張,例如兄弟黨的領袖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在當選意大利總理之後,就立即跟自己年輕時崇拜法西斯的言論劃清界線。

在保守方面,雖然上述諸黨大都激烈反對同性戀、多元性別認同,乃至多元文化,惟也有如荷蘭的自由黨領袖公開認同同性婚姻和多元性取向。

更重要的是,保守的文化主張亦不是極右專利。例如匈牙利長期執政的青年民主同盟(Fidesz)和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PiS),都同樣對攻擊同性戀者不遺餘力,但它們應被歸類極右還是保守右翼,還有爭議。梅洛尼和法國國民聯盟的領袖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都強調自己的政治主張不過是跟隨英國保守黨路線,亦以戴卓爾夫人自况。

至於排外,尤其是歧視來自中東國家的難民,就更是歐洲保守右翼政黨的一致立場。英國保守黨近來冒着違憲反人權的抨擊,也堅持立法要將難民送往盧旺達,這與當年匈牙利青民盟在塞爾維亞邊境用水砲驅趕難民異曲同工。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歐洲議會選舉之後,宣布提前國會大選,希望全民公決向馬林勒龐的極右說不。但馬克龍和他被視為主流中間偏右的復興黨(Renaissance),就在去年底提出收緊移民子女入籍和申請社會福利的限制、加快將不成功的移民申請者遞解出境的法案,甚至得到馬林勒龐的支持。

歐洲民主的困境

所以,到底什麼是「極右」?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如果真的有所謂「極右冒起」,那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那些被標籤為「極右」政黨的勝利,而是它們的具體政策主張,例如排外、文化保守,其實早已為主流中間派或中間偏右的政黨——以及他們的支持者——所接受。第二,也是這裏想談的是,即使如此,歐洲主流執政黨的支持度仍不斷往極右流失,這是反映了愈來愈多人對歐洲彷彿虛有其表的自由民主體制的不安與不滿。乞靈排外與保守,不過是表象;民粹才是值得憂慮的潛流。

我這裏說的「民粹」,指的是一種對現存體制因為疏離而引致的不信任,而具體化成政治或群眾運動,旨在「奪權」,這是因為他們認為體制的腐敗和腐敗的當權者,是共生關係。「現在台面上所有當權者,無論說什麼都不可信,不換人就無法改變」——這個描述特別適用於思考歐洲的極右。

歐洲政治的一個獨特背景,是歐盟的存在。歐盟對成員國有相當實質的影響力,例如歐盟理事會的法令對成員國有約束力,可以在成員國的法院直接援引提出申訴,變相分享了成員國的立法權。各國願意讓出部分主權的一大因素,就是歐盟背後的共同市場。歐盟諸國都不能對其他成員國徵收任何形式的關稅;貨物、服務、資金和勞動力在成員國之間的自由進出,更是被視為歐盟核心的「四大自由」。這有利來自較發達的西歐、北歐大企業,到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東歐、南歐吸納低薪勞動力,及開發監管尚未完善的市場。

「四大自由」令企業有利可圖、促進投資,這就是為什麼歐盟國家的主流執政黨,不論左中右,都有強烈經濟誘因支持歐洲一體化這個政經體制。但也是在這些西歐、北歐諸國,低技術勞動職位流失、工資增長停滯,這對一般打工一族,尤其是新進入勞動市場、議價能力低的年輕人而言,被移民、外人「搶飯碗」,也是相當真實的處境(註1)。

對一直執政的主流政黨而言,歐洲共同市場帶來的經濟增長,是顯眼政績,很難割捨;惟另一方面,在選民眼中,他們所有保就業、保福利的承諾,就都變得虛偽——難道不就是這些政客親手把工作往外國和移民手裏送嗎?

搖搖欲墜的民主

歐盟理事會及其龐大的官僚和司法機關,都不是人們可以用選票直接「換人」的(儘管歐洲議會對歐盟的法令和預算有審議權),但它們卻又得到各國當權政客的支持,事實上亦與成員國內的政經體制犬牙交錯。歐洲那些沒有分到經濟增長果實的選民,則是以在每次選舉中對他們視為虛偽的體制投下反對票作為回應。於是,一直被邊緣化、辛辣抨擊主流體制的極右政黨,就倍受青睞。

但如此一來,對極右政客和他們的支持者來說,選舉就真的只是可以用來從腐敗當權者手中套權的一個機制而已;憲法、人權、程序,則都不過是當權者鞏固權力的障礙物。這也許解釋了,為何極右或向極右靠攏的政黨,都視法院為攻擊目標(註2)。

歐盟固然有很多問題,但因而滋長的極右民粹政治,卻是對民主價值的反動。在排外與保守以外,極右與中間派政黨——及他們的支持者——在失去民主的信念方面,界線是否也正在模糊呢?這才是歐洲極右冒起的真正隱憂。

註1:Ronald Janssen (2014), “European Wage Depression Since 1999”, Social Europe.

註2:Başak Çalı & Cathryn Costello (2022), “Coping Strategi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Times of Backlash”, VerfBlog, 2022/9/26.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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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