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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半世紀時代悲戀 命運中各自隨緣——51年新聞生涯掠影反映的時局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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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這個星期,正是我新聞生涯的51歲「生日」。其間,我如夢如幻,醒醉難分,有高潮有低潮,有熱戀有失戀,故曰「半世紀時代悲戀」(這也是我的新書《夢醒癡人瘋語嘲》的副題)。與同輩相比,也許我最跌宕難測,所以「命運中各自隨緣」(鄭少秋《輪流轉》歌詞),正合眼前光景和引入標題。
不過在這半世紀中,中國內外時局起了令人陌不相識又似曾相識的變化。容我透過這51年的新聞隧道,簡略回顧昔日,再看今日風雲;聚焦主流趨勢,細探興利除弊。
(1)香港由港英年代到特區年代
──51年前,我這個「番書仔」進入幾乎是清一色左派員工的《文匯報》,採訪過各類新聞,連娛樂、體育和突發新聞也跑過;後來適逢其會,長駐英國跟進中英會談,再長駐北京投入《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前世今生,所以我把這一切視為「沒有名分的私生女兒」。意想不到的是,無論在倫敦或北京,我先後遇上一些少有的「紅色歷程」(在此略去);但「六四」被點名「動亂精英」後,又像驚變的荒島之鳥,情歸何處?我說這些,非為緬懷過去,而是想各位替我深思夢境,教我該醉還是該醒?
──在這51年中,香港由經濟落後的工業小港,變成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確是來之不易。這裏有港英政府為吸引民心、與中國大陸周旋的政策;也有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盡最大程度使用香港的原因。無論如何,這也反映了港人的靈巧和應變能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51年來的民智提升,市民不再單靠官方(無論中英)的政策和指揮,而是在官方政策下尋找自我發揮的空間,形成不衝突的雙線發展,把香港變成以中產為骨幹和成熟的公民社會,並在不同性質(包括中外)的周旋中,扮演獨特的角色,從而爭取官民之間在平衡中共存,進退則各自隨緣。如今這種角色和公民社會是否動搖?值得關注。
──由此思考前路:香港由殖民地轉為中國的一部分,「一國」是沒有質疑的,但香港應扮演怎樣的角色,才可對長遠發展產生最大的動力和助力,並把「兩制」的效益最大化?這數十年來我經常思考一些問題:到底「兩制」應體現在什麼地方?重點應在經濟,還是政治或社會管理模式?「兩制」既然有其好處,為什麼內地(連有條件的省市)卻不能享有「兩制」?如果說情况不同,但不同在哪裏?所以,我愈來愈糊塗,「兩制」到底是為「一國」增添活力?還是為過渡「一國」而生?
──在剛結束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裏,也有涉及香港的內容。不久前才提及的「八大中心」,不知何故忽然又只談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也許「三中」是黨的大會,未能涉獵全面,可以理解,惟有一句話值得細味:「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外界無法有統一的解讀,只關心這個方向會否對「兩制」的靈活性產生矛盾?這與官方強調的「尊重『兩制』差異」,又會否出現差異?
(2)中國由弱國變強國 如何保持勢頭
──過去51年,我親身經歷中國由文革的大破壞,發展到後來的經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躋身經濟大國,確感到與有榮焉,因為當中也有我的一根毫毛和一滴汗水。當我1973年加入左派時,很多人都笑我「癡人自招風雨嘲」(這是《夢醒癡人瘋語嘲》的原句)。後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笑我的人反而更積極地北望神州、以身相許。這是當年中國的吸引力,我不會吃醋,只希望中國更進一步,從經濟改革進而政治改革(至少逐步改革)。這確是當年的心境。
──此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內地人民在過去半個世紀裏也是「命運中各自隨緣」,惟不約而同地修煉「潛變化」的功力,雖然無法擺脫某些大政策,但不斷努力爭取最大空間和活路,令官方不能採取純高壓的手法處理問題。如果沒有長期跟進內地的民間變化,或者沒有同樣經歷,很難感覺到這種「要用年代積累」的變化。
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今天還能推動文革式瘋狂嗎?不能!雖然今天仍有一批「小粉紅」和「因利益而左」的人,但他們只能利己和甘於為勢利用,製造混亂,而不能翻雲覆雨、顛倒乾坤。當然,這種「左」仍需不斷清理,否則官方也會作繭自縛。
──雖然我看到上述兩種積極的因素,但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仍有很多弊病,尤其在「趨利基因」催化下的官場文化。以下例子可以生動說明:大凡內地有什麼新動向和政策,需要大力宣傳,就會出現層壓式的教育;近年來這類活動同樣在香港基層硬銷,「走過場」不要緊,總之「篤數」為重。
宣傳時只講今天的英明,不講過去的「失明」。舉例說,「三中」前後,官方提出強化法治,要求「先立(法)後破(現有規矩)」,惟不會有人問:就是因為過去「先破後立」(先解決眼前需要,法治建設其後配合),今天才要求「先立後破」。
這種政治氛圍已導致現代版的《三言二拍》(明代作品)。「三言」者:反對和不滿的人不能言(因為各種禁制),知情的人不敢言(因怕失去利益),理性的人不想言(因為說了沒用);「二拍」者:掌聲照拍,馬屁照拍。這些現象跟我剛入左派時的氣氛如出一轍。能改變嗎?如此這般因循陋習,怎樣凝聚力量「由治及興」?
(3)書展「下架事件」 令人深思
──今年書展出現區家麟、邵家臻等作品被要求下架的新聞,反映言路不暢。這跟以前言論打壓的程度雖尚有一段距離,但這又令我彷彿回到1970年代前的港英政府時期。我的很多左派新聞前輩都曾受過牢獄之苦;出版界的翟暖暉等,也因印刷而獲罪。再看遠一點,早期的中共黨員和統戰對象,很多都受過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打壓新聞及言論自由之苦:瞿秋白、蔡和森、鄒韜奮、邵飄萍,數之不盡;連周恩來青年時期出版《覺悟》也受到打壓,出版不久後即被捕。為什麼歷史如此簡單地重複?能不能不重複呢?這是我半個世紀經常思考的夢話。
──有人比喻這次「下架事件」是「出版界的輝煌快餐店」(被投訴牆上塗鴉令人聯想「黑暴」,最後消失)。何解?因為「有人投訴敏感」就馬上行動,惟到底被投訴的內容是什麼?當事人和出版社無法得知。假如傾向建制的出版社也被人投訴,不知會否同樣處理?
──事件發生後,有關方面表示按機制處理。但機制是怎樣的?有沒有抗辯權利和上訴機制?時效如何?也是外界關心的。必須指出的是:不能因為這次事件而埋怨主辦單位貿發局,它有權力定下各種條款,參加者必須遵守。不過,有些事件的起因不是圈中人能夠解決的。
回顧過去「半世紀時代悲戀」,由積極投身想美夢成真,到後來血紅的夢變成驚黑爆破,不知如今是夢是醒才好?罷了!「命運中各自隨緣」,算了!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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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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