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瑞麟：三中全會《決定》在香港的落實

【明報文章】行政長官李家超於本月9日聯同政務司長陳國基、財政司長陳茂波等特區主要官員，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舉行研習會，「認真學習及深入理解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帶領特區各界全面學習、落實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

會後新聞公報稱，特首表示「三中全會研究了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與香港特區相關的部分，包括要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深化大灣區工作等。此外，作為內地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及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將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上述內容，對港人而言耳熟能詳，但值得反問：三中全會有否提出新的策略和工作要求，較上述新聞公報及財政司長最近兩次在網誌上的回應，更為深刻？為此，不妨重讀三中全會文件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議前後的「解說」，以作推敲。

路徑依賴式漸進改良 不足應對挑戰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三中全會結束後，隨即在北京會見財政司長陳茂波，並表示香港面臨「內外環境深刻變化」，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這是否一次中央對港的重要「提點」和「工作指示」？為應對深刻變化，夏主任認為港人要有「零起點」思維（見夏主任今年3月對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港澳委員「寄語」），全句是「港人的努力、創意、成就與善良是有目共睹的，但過去的貢獻亦不能全等於未來。在世界變局的新形勢下，港人要有『零起點』的思維」。也就是說在夏寶龍眼中，「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式的漸進改良、增磚添瓦，不足以應策香港面臨的嚴峻挑戰。

財政司長在與夏主任見面之後，於網誌表示「本港整體經濟狀况尚算平穩，繼續保持增長……今年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GDP）按年增長3.3%」。對此不妨反問：政府未來數年將發債1200億元以應對財赤，以本港去年GDP為2.98萬億元作對比，發債的1200億元是其4%。這是否意味，支撐着目前香港經濟增長的，是我們為填補財赤所發債的投放？如無新突破的話，未來數年恐怕亦如是？

什麼因素阻礙香港發揮優勢

至本周日，財政司長再在網誌發文，指香港特區因為有一國兩制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優勢，得以發揮的話，本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將鞏固提升。其結語也是港人熟悉的：「國際政經環境複雜多變，香港的發展難免會遇到困難和挑戰，但與不少其他地區相比，香港始終優勢獨特、條件優越，在『一國兩制』這最大優勢下，只要我們因應不斷變化的內外環境，思變、求變，凝心聚力，奮發進取，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對此不妨再反問：財政司長既然認為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優勢和條件都得以保持的話，但究竟出於什麼原因，在同一條件下，特區經濟每况愈下？什麼因素阻礙了這些優勢未能發揮？至於司長所指「國際政經環境複雜多變」具體是什麼？具體怎樣影響香港？

要看到三中全會關鍵詞

三中全會文件多番要求黨員和官員「主動」和「自覺」，可視為今次會議的精神特色。具體段落包括：「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贏得戰略主動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調動全黨抓改革、促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着力點」來「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衝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及「全黨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這種對主事者的要求，對香港來說看來是暮鼓晨鐘。

會議文件第60點強調，為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作出戰略部署，要求黨員和官員「以釘釘子精神」「堅持上下協同、條塊結合，科學制定改革任務書、時間表、優先序，明確各項改革實施主體和責任，把重大改革落實情况納入監督檢查和巡視巡察內容，以實績實效和人民群眾滿意度檢驗改革」；還要求必須「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實現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

對比之下，特首在研習會要求司局長「深刻學習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融匯貫通在日常工作中」，但如缺乏統籌和跟進，與三中全會要求看來有所分別。因此，落實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關鍵詞是改革任務書、時間表、優先序、實施主體、責任、監督和績效檢驗。

三中全會提政策新概念 香港可參考

三中全會文件代表着國家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藍圖，當中也包括就個別政策提出新概念，也可供特區參考。舉例如下：

（1）深化「零基預算」改革。讀者對「零基預算」可能較陌生，其作為新公共行政管理方法，以及可如何改善財赤，可參閱筆者今年3月12日在本報〈解讀夏寶龍提出的「零起點」思維——新公共行政管理方法〉一文。

（2）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對香港而言也具一定意義。香港版的特區資產負債表，有助政府和市民更能明確各專項基金營運情况，以及在面對財赤日益嚴峻之下，明確政府的例如「或然負債（contingent liabilities）」承擔和財政實力。

（3）發展新質生產和推動科技突破，需不斷檢視和「完善創新體制機制」。回歸以來，特區在推動創科方面開支不斷增加，新部門（如應用科技研究院、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及施政報告提到的各類科技研發中心）、新設施和機制陸續成立，但績效是否合乎預期？營運是否協調和互補？是否有需要來一次審視，用績效來說話？

作者是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曾長期任職國際政府組織、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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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瑞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