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健熙：由《明報》總編輯的電郵說起

【明報文章】《明報》總編輯劉頌陽早前向時代版專欄作者發出電郵，請他們務必「再多一分謹慎，評論要建基於準確的事實，知法守法，知所分寸」。這封電郵雖無提及原因，但從時機、行文推斷，相信與官員之前在公開場合發言時論及「有傳媒」副刊的專欄作家「經常發表偏頗文章，以偏概全……刻意抹黑特區政府，甚至令人憎恨或不信任政府……即使報章在專欄旁標明作品無意煽動他人對政府產生憎恨，仍不能免除編輯須確保刊物公平、客觀、不偏不倚的責任」有關。

有評論批評明報總編輯，認為他要求作者自我審查，有失報格。這些批評我都明白，但我對那電郵的感覺更多是理解。誰能夠知道自己所掌握的「分寸」是正確、是安全？官員還特意提到「編輯責任」。那種自覺已充分平衡又沒有要煽動什麼但都受到「提醒」的矛盾，與對專欄作家的珍惜重視，在那不足200字的電郵中清晰可見。

我雖不是時代版專欄作者，但不時在觀點版這邊寫文章，讀起那封電郵也不無欷歔。對總編輯那種明知作者都已十分謹慎，還是要一再叮囑提醒的無奈，也有深刻感受。

在這時代的香港寫文章，遣詞用字確實費煞思量。寫得太溫吞婉轉，會覺得無法直擊問題所在；寫得太直率辛辣，又擔心會否引來官方譴責。這幾年來我在寫明報觀點版文章、寫民主黨的立場書和新聞稿，或面對記者提問要回應時，每次都有類似的矛盾。

有論者認為，現在的評論文章拐彎抹角、隔靴搔癢；我也對號入座，反省自己每次寫文章「戴了多少個頭盔」。又有專欄作者說，除了「分寸」，還希望有「fun串」，也實在感觸良多。過去回應社會議題、官員或建制派的一些說法時，我總希望在正經八百的回應中，加入一點笑話或諷刺調劑一下；近年卻是小心翼翼、不慍不火，生怕諷刺得「太到肉」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或被指「令人憎恨政府」云云。那些辛辣笑話和諷刺，仍不時在腦海掠過，只能一口吞下、自己笑笑，然後慶幸自己還保持那點幽默和火氣。

香港社會「容錯率」有多高？

然而，這種慶幸是十分「阿Q」的，伴隨着的其實是持續不斷的自我懷疑。這樣會不會太溫和了？自我審查的界線要到哪裏？寫出來的文字還可以引起市民共鳴、能夠回應這時代嗎？這些我認為是「常理」和有普遍性的香港價值，仍有市民覺得重要，而不是覺得我在癡人說夢嗎？

這裏想再提出的觀察是：到底現在香港社會的容「錯」率還有多高？在「不準確」、「錯誤」與「犯法」之間，寫文章或提意見的人，還有多少空間可以暢所欲言？在政府眼中，由「不準確」到他們認為是「刻意引起對政府憎恨」中間，又有多少的區分？如何區分？有沒有辦法讓仍然願意給政府意見的人多一點「自己沒有犯法」的把握？

我一直認為，即使政府認為某些社會人士表達的觀點不準確、以偏概全，當局仍有大量不同渠道、途徑去釐清說明；而且有時候是視角、出發點不同，而導致在立場上有所差異。例如某些或被視為「偏頗」（應是指沒有全面論及政府其他方面考慮？）的評論，會不會只是評論者希望從批判角度去檢視政府政策？如果政府內部也特意設立「紅隊」去扮演這個角色，社會上有人自己來當「義務紅隊」，指出施政或法律上的不足之處，政府不是應該更加珍惜嗎？

而且，要求評論文章將與自己有差異的想法也寫出來才算「不偏頗」，也實在強人所難。政府官員對自己的公開發言也沒有這種要求——早前對申請公屋的青年連番指摘，有把社會上不同觀點都鋪陳出來嗎？如果手握公權力、有接近無限airtime的行政機關都無法做到，實難對每星期一兩天、每次只有短短一千幾百字的文章有如此要求。

國際都會的特質

國際大都會的基本元素之一，就是容「錯」率很高。民間對政府政策的言論要去到「犯法」的門檻十分高；對政府政策、法律制訂、官員操守等，批評多尖銳、多不平衡，都不會被理解成「引起對政府的憎恨」。國際都會的特質，就是多元開放、不同思想意念激撞；是民間對公權力可以監察制衡，而不是以公權力監察民間的批評聲音；是擁抱差異，而不是收窄社會光譜。香港長期以「亞洲國際都會」自詡，最近三中全會的決定也重申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國際大都會的政府官員，應有胸襟去接受不同意見。

我相信每位仍以實名在公共空間發言的人都小心翼翼，各編輯也戒慎恐懼、如履薄冰；再加上官方提醒或譴責，就很易構成言論壓力堵塞言路了。

以下補回政府關於「煽動」和「批評」的觀點，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就維護國安條例下的煽動意圖罪，林定國指出法例並沒有禁止市民批評政府或者官員，只是禁止煽動推翻特區政府政權，不能混為一談。林定國說，網上有大量批評政府或者個人的信息，不應該禁止，反而要歡迎聽取不同意見，令社會進步。」（《大公報》，2024年5月13日）

作者是民主黨主席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羅健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