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香港】警惕藝術圈的政治化
【明報專訊】前段時間去蒲台島，這是香港沒水沒電，但依然有人居住的小島。這裏的126號燈塔，是香港最南端的燈塔。坐在其下，吹着海風，目及之處漠漠其闃，盎然生機。不僅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藍天碧水、百草豐茂的美；以及我對此情此景的愛。由此想到關於原住民等身分的議題。
近些年，生態、原住民、作為社會實踐或藝術介入的方式進入鄉野的議題異常火爆，比如今年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Foreigners Everywhere」（處處是外人），是關注原住民、少數族裔、移民的，其中的香港館，是關於生態的；金獅獎最佳藝術家獎頒授予由4名女性藝術家組成的藝術團體「Mataaho Collective」，其創作主題是關於原住民的；以及近年那些藝術大展的策展人，無論是2022年卡塞爾文獻展來自印尼雅加達的藝術家群體Ruangrupa，還是今年威尼斯雙年展來自巴西的阿德里亞諾．佩德羅薩（Adriano Pedrosa），都在代言着、拼湊着貌似更民主、更平等、更多元的世界版圖。
然而，如此具「善意」的行為下，不得不警惕的是，藝術圈的政治化。
一是主題的政治化。這一點不必詳談，今年的幾乎所有國際大展，無一不涉及政治議題。無論是3月時以「一萬個太陽」為主題，關於氣候、生態的悉尼雙年展；以「比真的更好」為主題，探討跨性別的惠特尼雙年展；還是夏天的威尼斯雙年展；以及剛開幕不久，以「水流之聲」為主題，關於水（生態）、人的流動（移民）的里昂雙年展。
二是手段的政治。這是我更想談的，也是更隱蔽的。
表面看來，政治正確的舉動，是打破白人中心主義，至少形成與白人霸權相抗衡的一股力量，但必須警惕的是，這有可能成為白人將權力拓展到更廣闊的地方的手段，從而令亞、非、拉丁美洲也將按照白人的方式書寫。因為只要敘事方式不變，權力結構就不會改變。
敘述即語言，語言即思想，語言的邊界就是思想的邊界，西方哲學中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反映到敘述方式中，也是二元的：有中心就有邊緣，有霸權就有弱勢，有文明就有野蠻。或許初心是好的，把機會分攤到圈外，破除一下自我霸權，實則更應該破除的，是這種思想。
這種思想，是一種「我是中心，你是外部」的思想。但策展人憑什麼僅僅通過一次田野調查，就對祖祖輩輩生活於此的人劃分與歸類呢？憑什麼原住民，搖身一變，就成了「他者」呢？比如今年惠特尼雙年展的策展人，在11個月的調查中，訪問200間藝術家工作室，選出71名藝術家與團體參展。平均下來一天半就要走訪一家，這怎麼能深入了解呢？如此武斷、粗暴的方式，相較於人家用原始的工具，自力更生，這種自以為是的理所當然，才是野蠻的。
除此以外，這種政治正確的舉動，還有可能帶來分裂的效果：一部分原住民進入國際大展，被書寫，而剩下的絕大部分，則繼續無人被看到。而若想被看到，必須在自己身上貼上原住民、不同族裔、邊緣化等標籤，如同超市中被標籤產地的牛肉。當務之急，是去掉議題，去掉標籤，回到「我們都是人」的、基本的、必然的階段。拋棄政治正確，拋棄偽善。
回到開頭，我在諸多生態、原住民、鄉建等展覽中，看不到大自然的生命力；看不到對自己故土的感受，不一定是碧海藍天的美，而是自己所認同的歸屬感，或者沒有認同，只有恨，也是一種痛徹心脾的感受。這些我都看不到，而看到的，只有議題，只有政治，這是悲哀的。
作者簡介：藝術家，主要作品有《母與子》、Heavy is the night。偶以筆名「末之齋」發表藝術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