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劉銳紹：莫待春盡紅顏老 馬蹄催趁月明歸——從岑浩輝當選澳門特首看港澳如何抓好機遇
【明報文章】岑浩輝以98.5%得票率當選澳門第六屆行政長官，成為首名在內地出生的澳門特首。回想昔日曾有機會與有關方面一起研究港澳回歸前後的事宜，如今已往事如煙，但又並不如煙或全然煙消雲散；反而感到煙雲過處，或可引出日後朝霞。只要像岳飛《池州翠微亭》那樣抓緊時光，雖「好水好山看不足」，但也可賞心地「馬蹄催趁月明歸」。同時，香港今天有新的施政報告，也要抓緊機遇；否則摽梅過後，就像《紅樓夢．葬花吟》「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故引為今天標題。
（1）抓好機遇自會水到渠成
──澳門回歸以來有一些契機抓得比較好，例如參與橫琴發展。多年前，澳門大學新校舍已搬到橫琴，其後一些企業也在橫琴創業，配合珠海本身發展需要，可謂互借東風、相得益彰。反觀香港回歸初期，內地已有人提出在深圳皇崗撥出一塊土地，讓香港用公營機構以民營形式管理，藉以示範「兩制」的管理效率，供內地參考，但當時港方無考慮。後來港深談到河套區，更是多個方案均未能談妥，那裏的沃土至今仍在曬太陽。
──澳門抓準的另一個機遇，是由2003年開始的中葡經貿合作論壇，在創始階段發揮了連結中國與葡語國家及地區的作用，東至巴西（最大的葡語國家，對中國來說甚有經濟和國際戰略價值），西至非洲安哥拉（石油和礦產豐富，與中國關係密切）。北京每屆都派重量級官員赴澳出席，包括吳儀、溫家寶、李克強等。
隨着中國與葡語國家和地區的關係發展，這個論壇的角色相對減弱，但其創始階段的作用不可忽視。所以說，機遇必須抓在外界有需要合作或有求於己的時候。
──澳門能運用中央對它比較放心的環境，游說取得更多政策。其實，北京在澳門回歸前確擔心日後管治問題，因人才儲備不足，所以早在1990年代前後已安排30多人到葡萄牙學習和研究，然後到澳門生活和工作。他們各有發展，大約10多人留在澳門，即外界俗稱的「十三太保」。岑浩輝1990年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學習語言和法律，1993年往澳門，與上述軌迹相若。這也接近內地黨史專家楊奎松展現「南下幹部」不同於「南方幹部」的啟示（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在此大背景下，加上澳門民情較順（有人形容澳門在1966年「澳氹風雲」後已經「回歸」），澳門借助「船細好掉頭」和「不起眼」的特點，發揮了一些特殊作用。
順道一提：早前外界討論內地出生的港澳特首模式會否也在香港出現？不知道。眼前因為香港需面對國際形勢，還要保留多點「兩制」特色；但一般人作合理推論，北京角度的人才儲備也會像在銀行存款那樣儲起來，適時提款。其實，是否本地人已不重要，誰不領會中央精神，能夠坐上特首寶座嗎？值得北京思考的是，過去有沒有浪費香港人才？也許香港失去的，只是北京不放心的人才。
（2）掌握不好則會機遇如煙
──回顧過去25年，澳門也失去一些機遇。例如在經濟雄厚（博彩稅收豐富，可以年年派錢）時未能及時策劃轉型和多元化。其實澳門回歸前後，已想過離岸金融業務，惟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為「拳頭產業」。2003年SARS期間，博彩業一度困難，但北京給予香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也令澳門受惠；「自由行」同樣向澳門開放。有某名澳門前特首對我說：「吃得肚子太飽脹了，澳門商界也不想動，我也沒辦法。」
後來博彩業「一業獨大」，成為澳門主要甚至唯一經濟支柱。澳門各大學研究增加課程時，也想到「博彩專業」。這不能怪他們，此乃時勢所趨；其他專業人才未足，經濟多元化的氣候未成。如今，岑浩輝上台前也提及「發展經濟多元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希望有所作為。
這裏又順道一提：香港2003年CEPA到手時也未能發揮其精粹。既然香港產品可以比外國產品更早以低（零）關稅進入內地，大可鼓勵香港企業與外國合組公司（港方控股），以香港註冊公司名義協助外國商品一起進入大陸市場，港企得益，外企高興。無奈時機如白馬過隙，如今只望將來。
──澳門回歸初期在兩岸關係中發揮的作用，也不比香港小；如今則因兩岸關係惡化才難續前緣。舉例說，台灣官員在澳門回歸後曾用其他身分到澳門交流（例如陸委會時任副主委陳明通）。在兩岸「大三通」前，澳門機場被人形容為「兩岸往來的專門通道」。
其實北京在澳門1999年12月回歸前，已想過如何使用澳門維持與台灣的關係，曾暗示台灣駐澳門機構「可以不改名稱」，即職能也不改。但李登輝在1999年5月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即「兩國論」），北京最後要台灣駐澳門機構改名。可以說，這是李登輝從台灣角度的刻意舉動，也對兩岸和台澳關係無幫助。
這裏再順道一提：香港在兩岸關係上的作用也輕輕放過，原因多樣，包括內地因素。最奇怪的是，國民黨高層吳伯雄和章孝嚴訪問內地後，竟不能經香港回台。後來吳伯雄來港參加孫中山誕辰活動，我問他有關情况，他也表示莫名其妙。
──既然澳門形勢和民情比香港穩定，澳門民主派的活動範圍不大，影響不了政局，更不是純反對派，澳門大可推行較大程度的政制改革或改進。但事實卻是澳門民主派的空間愈來愈窄，近乎「清零」。這不能怪澳門當局，他們與香港一樣只能按北京政策行事。如今回頭一看，若北京在澳門嘗試更寬鬆的「兩制」，以澳門的基礎，順則再向前行，即使要收也可自如。說到底，這是信心問題。
（3）很多問題不是港澳能夠主導
──港澳分別回歸20多年，中外形勢大變，兩地很多事情都受中外關係和北京決策影響。以澳門賭牌為例，當年北京考慮中美友好，賭牌由3個變相成為6個，要給美國利益，今天的考慮已大不相同。毋庸多想，港澳與美國的關係已是中美關係一部分，不可能有脫軌空間。基於現實需要，香港也許還有多一點迴旋餘地；但澳門緊跟中央，已是毋須多說了。
──在港澳的本地事務上，「澳門先行先試」的模式近年愈見明顯，然後輻射香港，因為澳門容易落實北京的政策，在香港則多不能一帆風順。這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到底怎樣的一國兩制才符合中華民族最大利益？港澳可以各自探索，惟關鍵是北京如何駕馭？
──客觀地回望前塵，務實地放眼未來，可見香港回歸後的早期問題是有實力而視野不足，後期的問題則是獨立思考和魄力不足。如今艱難未過，不能只顧「好水好山看不足」。澳門如今察覺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後遺症，努力嘗試經濟多元化，我也樂觀其成。相形之下，經濟規模小於香港的澳門，反而有更大想像和塑造空間。總之，大家「莫待春盡紅顏老」；只有修心養性、養精蓄銳、適時改革，才能「馬蹄催趁月明歸」。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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