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李立峯：不同社會政治環境下記者的職業安全問題
【明報文章】上月中旬，香港記者協會召開記者會，指今年6至8月期間，有數十名記者受到不同形式的滋擾，有些甚至影響及其家人。部分受影響的記者已經報警，保安局和警方在回應傳媒時強調，任何香港市民都不應受到威嚇，警方亦強調會不偏不倚徹查。
這次事件帶出記者的「職業安全」問題。記者職業安全是新聞自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一個社會中的記者時常要面對各樣威脅，不能安心報道，又或者在嘗試監察權貴或利益集團時可能會遇到報復，因而被迫自我審查，我們就很難說這個社會有充分的新聞自由。
無國界記者每年所做的新聞自由世界排名，為每個國家和地區評分時，「記者安全」也是5個評分範疇之一（其餘4項為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法律框架及經濟約束）。
香港在該排名榜中的位置，於2022年比前一年大跌68位至全球第148；若細閱該年的評分，會見到「記者安全」一項只有31.8分（最高為100分）。到了2024年，香港的排名稍為回升至全球第135，「記者安全」一項亦稍為回升至47.7分，但仍然偏低。例如同樣被西方社會視為欠缺新聞與言論自由的新加坡，2024年在「記者安全」一項就高達84.8分。於是，縱使新加坡在經濟約束和法律框架的分數都比香港低，但其總排名是126位，比香港高9位。
記者可能面對的4類安全問題
於過去三數年，在外國媒體和評論者的評價中，香港的記者安全問題主要跟法律「紅線」和兩宗涉及新聞機構的矚目案件有關。記者受到滋擾的情况若不幸地持續，難免會再影響國際社會如何評價香港的新聞自由。
固然，記者職業安全不是香港所獨有的問題。在全球層面，記者的職業安全威脅有不同體現。專門研究東歐媒體的學者Slavtcheva-Petkova聯同幾名歐美學者，在2023年一篇文章中就概念層次的整理，可以有助人們分析和觀察相關問題（註1）。他們把記者可能要面對的威脅或安全問題分為4類：
第一類是直接的人身安全問題，包括遭遇暴力對待，極端的情况就是被謀殺。而牢獄之災也是不少威權主義政體下，新聞工作者要面對的人身安全威脅。
第二類是心理安全問題。當一個社會的政治環境變差，政治人物以至民眾都可能對新聞工作變得不友善，帶來語言暴力，針對記者的仇恨言論，對記者「起底」、滋擾、跟蹤，或就着記者的採訪工作施以恐嚇等。
第三類是跟數碼科技有關的威脅。這範疇跟頭兩類威脅有重疊之處，但焦點在數碼科技帶來的現象，例如記者在數碼世界中的私穩問題、遭到「釣魚」攻擊，或記者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受到封鎖等。
第四類威脅，則跟財務和經濟狀態相關。在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記者從來不是特別掙錢的行業，惟工作和基本收入的穩定性，會影響到記者能否實踐其社會職能。另外一類情况就是媒體行業生態走向高度商業化，容不下堅持理念和專業倫理的記者。
不同安全威脅背後的複雜因素
一個社會裏的記者要面對什麼樣的安全威脅，背後可以有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例如民主政制在一般情况下，應該為新聞自由帶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幾年前有兩名政治學者的研究指出，由政治人物幕後操控的記者被謀殺事件，其實更多在民主國家出現（註2）——原因是民主政體令政治人物的公眾形象更加重要，同時民主政體中的媒體更重視其監察者角色。於是，若政治人物有貪污行為，他們更可能視記者為威脅。而民主政制中，政治權力較去中心化，地方政治人物更容易不受管控。如果該民主政體中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甚至有貪瀆的情况，而社會上存在一種對政治暴力的免罰文化（culture of impunity），數個因素結合起來，便會令針對記者的極端暴力行為更易出現。
相反，在威權主義政體之下，政權和重要政治人物有更多可以用來對付傳媒的法律手段，傳媒報道對當權者能夠產生的實際影響亦較小。不過，對威權政體來說，過度使用法律手段也有其成本，包括損害其國際形象和民眾眼中的合法性等。於是，對於「有堅持的」或「不聽話的」媒體和記者，仍有可能出現法律以外的控制手段；在極端情况下，也可以出現記者被殺，只是整體上出現極端暴力的機率較小而已。
記者的三大應對方向
這當然不是說威權主義政體較好，只是從分析的角度看，不同社會政治體制中的權力擁有者要控制媒體，會因應實際情况選擇不同方式。反過來說，當一個社會中的新聞工作者開始要面對某種安全威脅時，分析者亦可從中推斷是什麼樣的因素使該種安全威脅出現，從而了解該社會的媒體政治的發展。
在面對各種安全威脅時，記者會如何應對？Slavtcheva-Petkova等學者的文章指出，記者的應對可以分為「抵抗」、「順從」和「離開」三大方向。所謂「抵抗」，指的是展現及維持「韌性」（resilience）。從專業主義的角度看，這固然是較理想的應對；惟要維持韌性，涉及的是處理壓力和情緒等心理健康問題，同時又涉及堅持理念和在困境下繼續工作，那的確不是「話咁易」的事情。其中也可能涉及一個學習過程，例如學習數碼科技相關的安全知識，以更好地保護自己和採訪所得材料等。
心理學家也常指出，在困境中保持韌性，往往取決於人們得到多少社會支援。對記者而言，所謂社會支援，在個人或社群層面，可以包括朋友和同業在精神及情緒層面上的幫助，也可以包括關於如何應對實際問題的交流和分享；到了整個社會的層面，就在於人們是否仍然重視新聞工作者的工作。若社會上有尊重專業新聞工者的整體氣氛，在幫助新聞工作者維持士氣之餘，其實也會減輕新聞工作者面對如滋擾等安全威脅的可能。
註1︰Vera Slavtcheva-Petkova, Jyotika Ramaprasad, Nina Springer, Sallie Hughes, Thomas Hanitzsch, Basyouni Ibrahim Hamada, Abit Hoxha, and Nina Steindl (2023). Conceptualizing Journalists’ Safety around the Globe. Digital Journalism, 11(7), 1211-1229
註2︰Sabine C. Carey, and Anita R. Gohdes (2021). Understanding Journalist Killing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3(4), 1216-1228
作者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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