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鍵一：公民價值觀與迴避新聞

【明報文章】傳統來說，當大家討論接收新聞資訊的作用時，其中一個重要功能是建立「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s），即讓公眾大概知道社會上主要的公共事務，及對個別公共事務的內容有基本認知，從而參與公共討論。另一邊廂，在討論何謂良好公民時，「看新聞」也是人們普遍理解良好公民應該具備的特質。

不過過去一段日子，隨着「迴避新聞」成為廣泛研究的題目，「看新聞」這個行為，與各種社會和政治態度之間的關係，也成為探討課題之一。

首先，就「迴避新聞」的意思，最籠統來說是人們少花了時間看新聞，而這也是在不少國家觀察到的現象。但就這個情况，也有人提出，畢竟在社交媒介年代資訊競爭劇烈，人們分配少了時間看新聞是「情有可原」；更重要是，在資訊發達的網絡環境，人們即使少了透過報章、電視等傳統方式看新聞，他們仍很容易在網上得知各種重要新聞資訊。

因此除了比較一般看新聞的時間多了或少了，也有學者探討人們在哪些情况下會刻意避免接觸新聞。當中因素包括：新聞太多令人不勝負荷、網上真真假假的消息令人感煩擾等。在個別情况中，例如疫情期間，一些人情感上也盡量避免接觸與疫情相關的新聞。在這個環境下，看多少新聞與何謂良好公民的關係，便是值得重新探討的題目。尤其是在一些意見兩極化，或充滿負面情緒的輿論環境，也有人可能覺得要避免接觸某些新聞資訊，以維持自己作為良好公民的信念和實踐。

當然，這並不是說人們刻意迴避新聞沒有社會影響。始終，一個完善的公共討論環境，人們還是希望社會大眾可充分知道不同觀點或態度，及具備判斷真假資訊的能力，而不是刻意不看某種資訊。

重點是，當我們把迴避新聞的焦點放在人們刻意迴避新聞的動機，分析的側重點就不在於純粹他們接觸的新聞資訊多了還是少了，而是在什麼環境裏，人們會刻意迴避哪些新聞資訊，而這會帶來什麼影響。

2024年5至7月，筆者與恒生大學傳播學院陳智傑教授共同開展電話問卷調查，了解香港市民接收新聞資訊的習慣（受訪人數1002，回應率38%）。當中有3條題目是關於受訪者刻意迴避新聞的情况：

（1）一般來說，你有多經常刻意避開不看某些範疇或題材的新聞資訊？

（2）一般來說，你有多經常刻意避開不看某些新聞機構或平台的新聞資訊？

（3）一般來說，你有多經常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

每條題目，受訪者可選擇回答「沒有」、「很少」、「有時」、「經常」、「十分經常」。圖1是受訪者刻意迴避新聞的情况。

資訊爆炸環境裏 總有原因避開新聞

首先，約六成市民表示完全無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倒過來說，即四成市民會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當中程度有所差異，而回答「經常」或「十分經常」的只佔少數（5.2%）。正如上文所說，在今日資訊爆炸的網絡環境，人們總會出於各種原因刻意避開某些新聞資訊，因此很難斷言四成是多或少。

避開違背自己態度的媒體 各地均見

當刻意迴避新聞的範圍稍為收窄及具體，「刻意避開不看某些範疇或題材的新聞資訊」及「刻意避開不看某些新聞機構或平台的新聞資訊」的分佈則相若，均有三成多市民表示完全沒有。另外，有5.8%市民回答「十分經常」刻意不看「某些新聞機構或平台的新聞資訊」，明顯比其他題目多。這很大程度是因為不少新聞機構都傾向代表某種政治取態，一些市民會避開接觸跟自己政治態度相違背的新聞機構，這是各地普遍情况。

至於迴避新聞與公民價值觀的關係，問卷調查中有6條關於公民價值觀的題目，問受訪者覺得「遵守法律」、「舉報罪案」、「配合政府政策」、「幫助生活比自己差的人」、「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促進社會改革」分別有多重要。

公民價值觀較強的人 較不會迴避新聞

圖2是兩者關係的迴歸分析結果（註）。為方便閱讀，該圖只列出達統計顯著度的結果。整體上，刻意迴避新聞與公民價值觀呈負相關。具體來說，認為「遵守法律」、「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促進社會改革」屬重要的市民，都較不會「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這很符合概念上的一般理解：公民價值觀較強的市民，整體上較清楚知道接觸各種新聞資訊的重要。

有趣的是，認為「遵守法律」重要的市民，會較經常「刻意避開不看某些範疇或題材的新聞資訊」。由於問卷長度所限，我們未能知道受訪者實質上刻意避開哪些範疇或題材的新聞資訊。雖然這在邏輯上，跟他們較少「刻意避開不看任何新聞資訊」的結果似有矛盾，但這正好反映出迴避新聞與公民價值觀之間的細緻關係：一方面，公民價值觀較強的市民，整體上清楚作為知情公民及接觸各種新聞資訊的重要；同時間，個別公民價值觀的建立和維繫，或者會體現於某些新聞內容的取捨，以維持公民價值觀和對外在社會認知的統一性。這是需要繼續探討的研究方向。

註：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出生地、政治態度、國族認同、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度、接收新聞資訊頻率

（作者按：本文分享的結果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研究項目(項目編號：UGC/FDS14/H03/23、UGC/FDS14/H15/23)）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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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