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葉秀亮：無痛降薪酬支出、財赤和失業率的政策建議
【明報文章】本文建議特區政府可先對公務員和公營／半公營機構僱員提供如下選項，從而無痛地降低財赤和減低資助及公營／半公營機構的裁員壓力。此建議的設計亦可對私營機構提供示範效應，從而降低稍後失業率的升幅。
政策建議細節
建議的細節，是讓公務員或公營／半公營機構僱員可自由選擇如下選項：
（1）維持現有薪酬和每周工作5天；
（2）每周有一天居家辦公，但九折支薪，兩年後可重新選擇（第1至7個選項）；
（3）每周工作4天，但八折支薪，兩年後可重新選擇；
（4）可選擇6至24個月無薪假期，讓其完成長期渴望的進修或旅遊夢想，並容許進修者選擇在進修後內部報考其他公營／半公營機構工種（當然亦可自行報考私營企業）。
對於須面對政府大削撥款或資助的公營／半公營或資助機構，又或需大幅縮編的公務員系統，相關部門主管可自行決定是否容許其僱員自由選擇：
（5）每周有兩天居家辦公，但八折支薪，兩年後可重新選擇；
（6）每周工作3天，但六折支薪，兩年後可重新選擇；
（7）可選擇25至48個月無薪假期，讓有志讀博士或另一專業資格者實行其夢想，並容許其在進修後內部報考其他公營／半公營機構工種。
注意：除下面所述的一系列好處，第2、3、5、6個選項亦可透過每周工作日數縮短而提高僱員工作效率和幸福感；而第4和7個選項更可透過提高僱員學歷或專業水平，大幅提高僱員質量和生產力。
政策建議的邏輯和影響
此建議之所以是「無痛」，因為僱員可繼續選第1項，即維持現有薪酬和工時。但可能令讀者意外的是，許多僱員或因種種個人原因而想減少工作壓力、工時或工作日數，例如要照顧患病親友、想好好陪伴和教育子女、不想再過度拚搏，或想治理本身壓力、病痛等，而另一些人則想完成其長期渴望的進修或旅遊夢想，以致可預期會有不少僱員選擇第2至7個選項。
由於這是僱員自選的選項，即其本人認為第2至7個選項所帶來的幸福感會高於其薪酬下降，所以上述建議除了可增加社會幸福感，同時亦可大削公營／半公營機構的薪酬開支和政府赤字。
這對於龐大的公營／半公營及資助機構編制尤為重要，原因是政府削減財赤的「刀」，落在這些機構時會重手得多。例如在1998至2003年裁員潮中，雖然公務員能倖免於難（頂多是自選的「肥雞餐」），但當時生產力促進局就因財政撥款和收入大減，而不得不大幅裁掉其高薪顧問。而類似的政府大削撥款和裁員壓力，將會落在許多公營／半公營及資助機構。對或會被削減三至六成撥款的機構，第4至7個選項可大減其裁員壓力，從而降低稍後的失業率升幅，及其對整體消費和經濟的負面影響。
宜推廣至私營企業
另，根據筆者有關樓市泡沫爆破的系統研究，稍後香港恐將出現企業倒閉潮和大面積裁員；將上述建議設計推廣至私營企業，可大幅降低日後失業率升幅。
此外，筆者當時的學術期刊文章也分析香港和新加坡在1997年泡沫爆破後的不同經歷。根據這些學術文章：（a）新加坡式的每個僱員減薪10%，惟全部僱員維持受聘，會遠好於（b）香港式的10%僱員被裁，而留任僱員可「暫時」維持現有薪酬。
當年星洲政府就是透過主動（i）把僱主的公積金繳交率由20%降至10%；及（ii）其他支援企業措施，達到較小經濟和失業痛楚的結果（下稱「結果A」）。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主動在事前推出解困措施，幾乎所有私營企業也不好意思（即不想付出「大面積裁員名譽成本」）在當時和日後大幅裁員。
相反，由於當年的董建華根本不懂經濟，又沒有具識見的經濟政策專才幫忙管理經濟，以致一任市場力量完成香港所需調整。而市場力量的調整，就是需裁員的企業不想面對與員工討價還價的壓力和時間耗費，選擇暫不減薪，但直接大幅裁員一至四成。
更糟的是，這些裁員將大幅降低其他尚有利潤和可以不裁員企業的「大面積裁員名譽成本」，從而誘使這些企業的大股東或高層，也選擇在當時衰退期以大面積裁員來降低其薪酬成本，及利潤和股價下滑，從而觸發原已較大的失業率進一步飈升，並透過乘數效應、加速效應及一系列惡性循環，造成一輪又一輪的失業率攀升、消費萎縮、經濟下滑、工資和物價通縮，及樓價再度下滑。
因此，當特區政府推出上述政策後，可在經濟惡化時勸說企業提供上述的第1至7個選項，甚至推出其他支援企業措施，從而達至上述結果A——即容許企業透過削減薪酬開支以度過難關之餘，亦避免失業率上升、企業大面積裁員及其引發的一系列後續惡性循環。若經濟再惡化，政府可進一步考慮暫時將強積金的僱主繳交率降至零，直至衰退後再調整回5%。
有了上述設計，香港應可降低即將到來的經濟痛楚。
可應對未來科技發展的衝擊
提出上述各選項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目的，就是藉此經濟衰落時候調整工時制度，使香港成為世界上首個可用「調整工作日數」來應對未來人工智能（AI）和科技發展的衝擊。
在相關辯論中，其中一邊認為AI和科技發展將取代大量人力，令許多人將失去工作和成為被遺棄一群；資本家及其高管則是最大得益者，以致財富會進一步集中於一小部分人，並會長期停留於此，或最終引發血腥革命。另一邊則認為，AI和科技發展會創造更多新就業機會，從而最終達至新平衡。
筆者初步判斷是：倘AI和科技發展不能令每周工時和工作日數下調，即很多人未能從此獲益，那發展AI和科技就不是那麼有意義了；但若有能力帶動每周工時下調，那我們現時的每周工作5天、每日工作8至9個小時的制度，將變得不合時宜和必須改變，否則人力需求的減少將使失業率持續上升。為免出現此情况，作為經濟學者的筆者認為，工作日數將須從每周5天逐步下調至每周4天、3天甚至2天。
不過在沒有政府主動帶領下，每周工作5日的制度將至少在初階段繼續存在，企業亦只會不自覺地因應其人力需求來減編，以致最終結果是總受僱人數會隨人力需求下降而持續減少，而不是每周工作日數下調。因此，政府必須在事前宣布將工時制度調整至每周4天，從而確保企業會在新制度下維持足夠的招聘人數。
然而將工時制度調整到每周4天，必會面對種種政治障礙，亦非所有經濟體可輕易和適時做到。因此，香港政府如能趁此衰退期所意味的較低政治障礙，在公私營機構建立上述包含第1至7個選項的工時制度，並於衰退期後以較小規模保留這些選項，香港將可在日後輕易成為世界上首個可用「調整每周工作日數」制度來應對未來AI和科技發展衝擊的經濟體。
結語
筆者前文的新房策建議（見2025年2月14日《明報》）和本文建議，是足以大幅削減政府財赤、提振經濟和解決一些重大長遠問題，遠非坊間討論的減赤措施可比。政府宜認真考慮。
（聯絡電郵：[email protected]）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經濟系兼職講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前副教授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