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雯：香港勞動人口參與率能否止跌？（中）——推動平台／零工經濟的發展

【明報文章】上周論及香港勞動人口參與率（LFPR）大幅低於周邊經濟體，且在過去30年持續下降。香港不參與經濟活動的被動人口比例，在各年齡段均遠比其他經濟體高，成為本港勞工短缺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我認為比起將人口基數擴大到1000萬，更重要的方向是大力提升LFPR，增加參與勞動的積極人口；若不解決LFPR過低且持續下跌的問題，簡單擴大人口基數只會令社會負擔愈來愈重。

房屋和福利政策 亟待改革

本港LFPR為何會顯著低於周邊經濟體，且持續下降？我認為現行房屋和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促成」這一趨勢。由於政策導向出現問題，有時辛苦努力的夾心階層過得還不如依賴公屋和福利的基層，事實上引導了市民向下流動，甚至鼓勵了部分市民退出勞動市場。

以房策為例，政府近年集中資源增建公屋，公屋供應量快速提升。而夾心階層既無資格輪候公屋，亦買不起私樓，不少人只能租住劏房或與家人擠在一起，生活境遇還不如公屋的基層。人會追隨資源走；因社會資源嚴重向公屋傾斜，市民收入增加後反而可能更難解決住房問題，自然吸引不少市民輪候公屋。青壯年者刻意控制收入，甚至放棄工作輪候公屋，並不少見。

福利政策方面，立法會數據顯示，2021年的低收入住戶（全港收入最低的20%家庭）中，每4戶就有3戶完全不工作。人口老化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處於勞動年齡、健全卻不工作的住戶亦同步增長，自1996年以來增加逾200%。對於這些家庭，政府提供的恒常現金福利佔其總收入比例，從1996年26.8%飈至2021年82.7%。可見，香港為數不少勞動年齡的健全者，在福利的支持下退出了勞動市場。

無疑，公屋和福利體系的初衷是提供社會安全網，發揮「兜底」功能；但我們的制度設計忽略了公屋和福利也應發揮「階梯」 功能，推動向上的階層流動，出現了愈「躺平」得到愈多的現實，從而鎖住了部分勞動力，也導致房屋和福利支出飛升。我建議調整思路和資源分配，鞏固「兜底」功能，更要重建「階梯」功能，助更多人擺脫對公屋和福利的依賴，釋放勞動力。

要令香港LFPR止跌，我認為基於「平台經濟」而發展起來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或許能提供一個解決思路。

善用「零工經濟」 釋放勞動力

平台經濟最大特點是靈活，通過在線平台高效匹配產品或服務的供需雙方。參與者可在平台上發展長期工作，亦可以通過短期、碎片化的零工形式，根據自己時間、能力來提供服務。由於平台提供的靈活性，零工經濟得以發展起來，為需要彈性工作時間的人（如學生、家庭主婦或退休人士等）提供了增加收入、保持社會連結的渠道。

早期常見的零工工種主要是體力勞動，如送外賣、網約車等。而隨着科技進步和社會需求變化，零工經濟亦開始擴展到知識技能共享，如撰寫文案、網絡主播、編程設計等。

香港一方面面對人力短缺、有工無人做（如長者照顧、小巴司機等），短缺情况隨着人口老齡化加劇將更嚴峻；另方面，相當數量的健全人力閒置，家庭主婦、照顧者、健康退休人士等因傳統工作缺乏靈活性而難以參與。這種矛盾下，我認為零工經濟正好可以發揮作用。例如若有平台將長者照顧等工作「Uber化」，家庭主婦可在孩子上學時從事數小時照顧工作，有助解決長者照顧問題，亦釋放潛在勞動力、提高LFPR，並協助女性提升經濟自主權、擴大社交圈、提升自信心，及減輕公共財政負擔。

兩個參考案例

這些模式在其他國家早有實踐經驗。比如，「care.com」是一家全球性的在線照護平台，2007年在美國創立，為家庭照護服務（如保母、老年護理等）的供需雙方提供高效匹配。平台有透明的評價和反饋系統，可查看供需雙方情况及雙方的互相評價。平台助不少家庭找到可靠且可負擔的照護者，減少其在育兒、老人照護和家務方面的壓力，甚至釋放勞動力參與工作，亦讓許多難以參與正式工作的人能夠靈活就業。如今care.com已成為全球領先的家庭照護平台，擴展到20多個經濟體，包括新加坡、印度等地。

另一個可參考的案例，是日本在線社區互助平台「any-times.com」。用戶可在平台請求幫助，如照顧老人、搬運家具、做飯或打掃等，亦可提供服務掙取收入；完成任務後雙方可互相評價，積累信譽分數。平台於2015年成立，至今已成為日本較知名的社區互助平台，吸引包括家庭主婦、學生、退休人士等不同背景的用戶，提供靈活就業的同時，亦有助構建便捷、互助的社區環境。

事實上，平台／零工經濟早已在全球擴展，而參與者不僅僅是那些無法參與正式工作的人，更有大量不願受正式全職工作限制的「飛特族」（freeter），通過平台參與零工，彈性安排工作時間和地點。

從勞資兩方面推進零工經濟

平台／零工經濟能彌補傳統就業市場欠缺靈活性的不足，但在香港尚處起步階段。若欲推動其發展，需在勞資兩方面同時發力。在「勞」方，有需要提升零工對市民（尤其是40歲以上女性和55歲以上男性）的吸引力。有關平台需提供足夠靈活性，允許工作人士制訂自己的工作時間表及其他方面的彈性。此外，通過培訓和技能提升，並提供相關領域（如照顧、酒店業）的認證，亦有助提高潛在從業者的發展潛力。

同時，平台／零工經濟打破了傳統的僱傭關係，如何保障零工的權益是重要議題。去年政府提出修訂《僱傭條例》下的「連續性合約」定義，僱員享有全面僱傭權益的條件，由連續4周、每周工作18小時（共72小時），放寬至4周合計68小時。然而工時更短的零工如何享有僱員權益，仍是空白。我建議香港參考海外案例，考慮為零工提供按工時比例劃定的勞工權益，包括強積金、工傷保障、醫療保險等。

而在「資」方，可針對香港勞工短缺的領域，鼓勵資本進入發展平台經濟，彌補傳統市場不足。過度監管可能會扼殺行業發展，因此在保護工人權利的同時，應簡化平台營運的監管流程，使新企業更易進入市場，並通過適當監管推動其可持續發展。我們不應將平台視為潛在的邪惡資本家，而應鼓勵它們提出新模式，幫助解決社會痛點。也可考慮向平台提供稅收激勵，鼓勵其僱用高需求領域的勞工（如老人看護等），或資助平台向員工提供技能培訓，及協助在特定人群中推廣對平台／零工經濟的認識等。

總體來看，推動平台／零工經濟需多方參與，在保護新型經濟模式可持續發展與保障勞動者權益之間取得平衡，促進勞資雙贏，解決香港人力短缺、但同時LFPR過低的問題。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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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