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鴻鵠：掩耳盜鈴的「在商言商」

【明報文章】長和集團擬「打包」出售其在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所擁有、營運及發展共199個泊位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權益，予美國基金巨頭貝萊德牽頭的財團，預期交易額逾190億美元。是項交易在港引發極大爭議，坊間有一種非常奇怪的論調，就是聲稱不應阻撓，甚至不應批評企業的「純商業決定」，只要交易合乎基本法規，各界就應無條件維護其權益，即使相關交易並無考慮國家利益亦然，否則就有違「在商言商」或自由市場理念。真的是這樣嗎？參考西方國家的經驗，相信可為大家提供答案。

美企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

先說說企業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責任。以美國為例，該國行事風格霸道，人所共知；總統由誰出任都好，這種風格和執政方向亦不見得會改變。美國的霸道，對「外」對「內」都一視同仁。美國法律體系存在所謂「效果原則」的法律原則，意即只要發生在美國國外的行為對境內產生「效果」，美國即可行使管轄權，適用範圍極廣。這亦是惡名昭彰的「長臂管轄」的所謂法理依據。

回到美企的情况。在「效果原則」被如此演繹和濫用下，美企可以「不聽話」或嘗試繞過政府限制，拒絕按國家利益行事嗎？試想，一些長年被美國無理單邊制裁的國家，例如伊朗、古巴，若有美企罔顧國家利益，嘗試跟這些國家做生意，大家不妨猜猜美國政府會不會介入和阻止？跟這些被美國制裁之國家交易的美企，能不能以「純商業決定」為由開脫？美企在商業決策過程中，能否拒絕跟隨政府旨意行事？

美企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不管其營運或交易地點是否在美國領土也好，這原則都不會改變。當然，美國對美企的扶持和幫助同樣也是有目共睹，為了替美企掃除商業對手，華府也是扭盡六壬。例如1980年代「日本晶片業摧毁戰」中，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爭取到華府「撐腰」，最終迫使日本政府簽署城下之盟《半導體協定》，成功向日本晶片業這個競爭對手播下毁滅的種子。

另外，2022年美國時任總統拜登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賦權政府向美國半導體產業提供數百億美元補貼和稅收抵免，同時限制有關晶片企業在華開展正常經貿與投資活動。

以上兩個例子僅是美國以國家力量支援美企的冰山一角，但已足夠說明，為何縱使很多美企已富可敵國，惟它們對美國政府始終唯命是從，對服務國家利益絕不含糊，既不會亦不敢打着「純商業決定」大纛去戕害國家利益。

回到長和擬出售碼頭權益一事。近日不時有報道稱，是次交易的關鍵買家其實是意大利航運公司MSC，指該公司才是港口真正營運商。我們要問的是：即使交易真的由意國企業主導又如何？現任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上任一年多便高調宣布退出「一帶一路」倡議；而作為七大工業國（G7）之一，意國在梅洛尼領導下，近年亦多次在G7這個平台以不同方式嘗試干預中國內政、詆譭和抹黑中國國際形象。

再者，梅洛尼本人跟美國總統特朗普亦私交甚篤。今年初特朗普尚未正式就任時，她已急急到佛羅里達州面見特朗普，而且事前無正式公告。跟意國企業交易、淡化美資在交易中的影響力，就能開脫「忽視國家利益」的事實？想想也知道不可能。

國家利益大於商業決定

說完國家利益與企業間的關係，不妨再看看西方國家介入「純商業決定」的情况有多普遍。又以美國為例，今年1月仍在任的拜登，親自否決日本製鐵公司收購美國鋼鐵公司，聲言該決定是基於保護美國產業的戰略必要，確保美國最大鋼鐵製造商之一不會落入外國人手中。

英國政府方面，2022年便曾阻止香港超橙控股公司收購英國公司Pulsic，原因是其政府認為Pulsic的知識產權和軟件可用於增強國防技術或科技能力，並被應用於民用或軍用供應鏈中，強調該決定是「降低國家安全風險的必要適當之舉」。

類似例子實在太多，無法一一盡錄。西方國家的做法充分說明，要求企業服務國家利益不單是常態，甚至稱為國際標準亦不為過。西方國家以國家利益、國安為由，介入和干預「純商業決定」，根本是家常便飯。

回到長和擬「打包」出售港口權益事件，若有人仍堅持企業的「純商業決定」不應受質疑，甚至聲稱介入交易會「破壞外界對香港制度信心」，那只可說這人對世界的實際運作方式和情况都太無知。况且上述這宗大交易，真的能被視為「純商業決定」嗎？抱持這想法的人會否「太天真、太傻」？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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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鴻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