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權：新聞研究與實踐

【明報文章】任何專業的發展，都需要建基於理論和實務創新。新聞行業作為一個理論和實務並重的領域，當然也不例外。在大學，新聞學者透過量化和質化研究，探索影響新聞製作的因素及新聞內容的特徵。至於新聞工作者，則透過日復一日的前線工作實踐，累積經驗和承先啟後。

故此，若新聞學界和業界攜手合作、相互交流，對促進新聞事業發展，理論上絕對是相得益彰。不過現實上，兩者又能否衷誠合作呢？合作的效果如何？當中又會有什麼摩擦和矛盾呢？

最近，學術期刊《新聞：理論、實踐及評論》（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出版了一系列文章，討論新聞研究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當中有幾篇文章充滿真知灼見，值得與讀者分享。

學界與業界交流的苦和樂

首先，3名美國大學學者J. L. Nelson、A. Wenzel和L. Crittenden夫子自道，以自身經驗訴說跟新聞業界合作交流的苦與樂（註1）。據學者們觀察，近年新聞學界比以往更積極與業界聯繫，甚至渴望利用研究促進業界發展，箇中原因包括：不少新聞學者前身是記者，故十分關顧業界發展；近年新聞行業面對極大生存危機，包括新聞信任度下降、假新聞的威脅、新科技衝擊，故不能坐視不理；另外，一些國際性的學術組織近年不約而同設立獎項，表揚學者對業界的貢獻，提高了相關意識。

這3名學者多年來一直嘗試扮演美國新聞學界與業界之間的「超級聯繫人」，由接受傳媒採訪、出版面向業界和公眾的研究著作、出席業界分享會，到直接向傳媒機構提供諮詢，當中有成功、有失敗。

他們指出，因為金錢、資源和時間的局限，兩者的交流很多時候都是十分短暫。這個情况不難理解，皆因學者和記者的工作均十分繁重。當自身工作都兼顧不下，更遑論與外界交流。在一個缺乏持久交往的情况下，學界難以監測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否長遠影響記者日常工作。另外，他們也發現，業界之間存在差異。以他們的經驗所得，較積極與學界交流的新聞工作者，大都是一些來自中小型地區性的媒體，惟少有來自大型著名機構。欠缺業界中流砥柱的參與，交流成果成疑。

學術研究實用價值的局限

至於從記者角度，又如何看待學界與業界的關係呢？在另一篇文章中，4名美國大學學者透過訪問16名美國記者，去了解他們眼中學術研究的實用價值，以及研究與實務之間的落差（註2）。受訪者大致認為，閱讀學術文章的確能夠有助他們開闊眼界、了解行業趨勢，並取得實際數據協助他們決策。

不過他們也表示，整體而言，學術研究成果對於他們日常工作的實用啟示卻不大，原因有三。首先，研究問題和方法太「離地」，因為學者的研究往往偏向理論性，又或選題與新聞機構日常工作議題不對焦。例如有受訪記者表示，與其研究傳媒機構的廣告收益（因爭廣告並不是記者工作），倒不如研究新聞受眾的需求，這會有助記者掌握技巧跟他們建立信任、互動。另外，也可研究記者本身的心理健康問題。上述才是記者日常需面對和解決的困難。

至於方法學上，一些樣本太少的質化研究，或只聚焦個別新聞機構或國家的個案研究，都局限了研究啟示的普遍性。新聞機構和記者斷不會純粹因為外國某一間傳媒機構，或某一小撮記者的經驗，就會更改自身做法。他們渴望得知的是業界普遍趨勢，這才有借鑑價值。

第二，寫作風格太苦澀、可讀性低。受訪者認為，有別於新聞文章，學術文章充斥抽象詞彙、篇幅長、公式化，難以掌握重點和引起共鳴。

第三，學術研究提出的建議，忽略了新聞機構的實際困境，難以落實。例如有受訪者指出，當學者提出傳媒要報道多些女性體育新聞，立意固然是好，但就無視了傳媒近年經營困難，資源和人手短缺，有何能耐再開拓新內容。

除了上述原因，另一個阻礙業界跟學界交流的根本原因，是記者甚少有機會接觸到學術著作。記者工作繁忙，日常跑新聞已經舟車勞頓，又何來閒情閱讀苦悶的學術文章？再加上購買學術書籍和期刊收費不菲，也令記者卻步。

不過在數碼時代，資訊愈趨普及，記者又能否循數碼平台得到學術知識呢？就此，復旦大學學者趙鹿鳴和周葆華做了一個有趣研究（註3）。在中國內地，不少學術出版商會利用微博公眾號發布學術文章，同時亦有不少學者和有心之士透過此渠道分享研究數據、研究筆記、翻譯文章。

學術出版趨「平台化」 有助接觸知識

兩名學者訪問了26個中國記者，受訪者大都認為，學術出版的「平台化」（platformization）趨勢，的確有助他們主動或被動地接觸到學術知識。不過接觸之後會否吸收，進而轉化成具體實務指引，又是另一回事。一如美國的同儕，中國記者對學術研究抱持相似的懷疑態度——容易「入口」兼有實用價值的研究只佔部分，其餘的都是難以理解、超前（只有理論推測，未有實證）或滯後（待文章出版，題目已變成舊議題）。

不過有別於美國，中國內地的學術出版面對一個獨特困境。由於中國學術界更大程度受到政府主導，故學術期刊時常會出版一些政治正確的官樣文章，大大減低了研究成果的實用價值。

香港的情况又如何？多年來業界組織如新聞教育基金一直聯繫學界，致力促進新聞業發展。在學界，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和浸大新聞系分別設有「卓越傳媒人駐校計劃」及「新聞工作者訪問學人計劃」，定期邀請業界表表者與師生交流。

上述計劃成效如何？這有待本地學者和業界人士共同思索。

註1：Nelson, J. L., Wenzel, A., & Crittenden, L. (2024). Impact through engagement? A critical self-reflection on the engaged journalism exchange. Journalism.

註2：Wilner, T., Clements-Housser, K., Bélair-Gagnon, V., & Sridharan, N. (2025). Journalists’ views on the research-practice gap. Journalism.

註3：Zhao, L., & Zhou, B. (2025). How does the platformization of journalism scholarship contribute (or fail) to practice? Chinese Journalists’ views. Journalism.

作者是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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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