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陳智傑：從「三線建設」到「內循環」
【明報文章】歷史有時像一面神奇鏡子，映照出相似的場景，卻又因時代不同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試想：於1960年代的中國，一場秘密而龐大的工業大遷徙正在推進。數以百萬計工人和技術人員，離開沿海的繁華城市，踏入荒涼的內陸山區，建立起鋼鐵廠、鐵路和衛星發射中心。這是一場為了國家安全而發起的「三線建設」，一個在冷戰陰影下的戰時國策。
半個世紀之後，面對中美科技戰和全球供應鏈劇烈變動，中國提出「內循環」戰略，力圖在全球化浪潮中，打造一個有韌性的經濟體系。這兩段歷史，像是時代的回聲，既相似又不同，折射出中國從被國際孤立走向對世界開放、從戰時備戰走到可持續發展的深刻變革。
上世紀風雨飄搖下的工業大遷徙
回望1960年代，「三線建設」誕生於一個風雨飄搖的局勢。當時，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加強軍事行動，對中國形成威脅；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更使戰爭陰雲籠罩大地。沿海和東北的工業基地，暴露於空襲和封鎖的危險中，國家必須尋找一條安全的後路。於是，自1960年代中起，國家投入大量資本，於內陸地帶建設林林總總的工業項目，包括攀枝花鋼鐵廠、成昆鐵路、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這些項目選址偏遠，強調「靠山、分散、隱蔽」的戰略原則，意在打造一個難以被敵人摧毁的工業防線。
這場大遷徙，充滿艱辛。無數工人和技術人員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投入到交通不便、資源匱乏的荒山野嶺。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中央政府強力調配資源和人力，為國家安全留下後手。然而不少工業項目因遠離市場，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最終未能達至經濟效益。不過，「三線建設」也為中國西部的工業化打下重要基礎，縮小了東西部發展差距。
2020年代內外挑戰下的內循環戰略
時光飛逝，2020年代的中國，面對着截然不同的挑戰——中美貿易戰時戰時和、國家高新科技企業遭遇技術封鎖、全球供應鏈深受地緣政治干擾。相較於上世紀60年代，中國如今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龐大內需市場。面對這些挑戰，國家提出「內循環」戰略，強調以擴大內需為主體，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這不是退回封閉自給自足的老路，而是一個嘗試融合市場活力與規劃經濟的國策。與「三線建設」的戰時邏輯不同，「內循環」追求長期競爭力。
這兩段歷史的對話，既是中國戰略思維的變遷，也是對未來發展的啟示。「三線建設」以國防安全為核心，經濟效益為次，依賴中央政府計劃動員資源；「內循環」則以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為重，依靠市場機制和科技創新，追求高質量發展。「三線建設」時期，中國被美國和蘇聯同時孤立，幾乎無外部支持；「內循環」時期的中國，則深度融入全球化，通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和「一帶一路」等平台，維持國際聯繫。此外，相較於「三線建設」時期的國策，「內循環」致力於全國範圍的產業升級與「數字經濟」發展，力求實現經濟的高質量和可持續增長。
對香港而言，這段歷史故事是頗有價值的鏡鑑。於上世紀60年代中至80年代初的「三線建設」時期，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是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窗口。透過轉口貿易和資訊流通，香港為內地提供了西方技術和市場的間接聯繫，為後來改革開放積累了寶貴經驗和資源。
保持開放包容 擔當各方交匯點
如今，香港面對着國家內循環與國際地緣政治交織的局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擁有獨特的法治環境、金融服務體系和人才優勢，能夠成為人民幣離岸業務的樞紐，吸引東方、西方及中東資本和人才，作為「一帶一路」與「雙循環」的銜接點。
從「三線建設」到「內循環」，中國的戰略抉擇從戰時備戰，演變為可持續發展。香港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者與參與者，正處於中國發展的關鍵節點。於這個十字路口，香港必須保持國際聯繫及開放包容，方能在風雲變幻的國際舞台上，成為各方接受的交匯點。
（有關「三線建設」的歷史回顧，可參考The China Quarterly於2024年12月第260期專輯(Special Section: Afterlives of the Third Front)）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