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江玉歡：建立個人資料保護制度之必要——基於全球趨勢與本地治理的雙重邏輯
【明報文章】當今時代，人工智能（AI）技術飛速發展，重塑全球數據流動與治理的版圖。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歐盟通過《通用數據保障條例》（GDPR）建立了影響深遠的治理範式，其統一立法與風險規制模式，成為多數國家借鑑的藍本。這種全球性的共識之形成，源於個人信息與公民基本權利、數據跨境流通等核心議題的緊密關聯。然而，於AI領域，全球治理呈現截然不同的態勢：歐盟以《人工智能法》（AI Act）推行統一分類分級規制；美國堅持市場主導的分散化路徑；中國內地則強調場景化規制，待時機成熟再行綜合立法；新加坡、印度等國的政策文件，更限於倡導性質。
這種差異，折射出技術發展階段的本質矛盾，也對香港在AI立法方面帶來啟示——AI技術仍處於關鍵發展期，各地在價值取向上尚未達成共識，僅僅簡單仿效歐盟推行全面立法的可能性一般；但個人資料保護領域的成熟經驗表明，建立穩定的制度框架，是應對技術風險、保障社會秩序之基礎。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與如今的創科發展熱土，既需融入全球數據治理體系，又要在AI浪潮裏維護自身競爭力，這決定了其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必須兼具國際兼容性與本土適應性。這是構建適合香港的AI技術法律體系的重要基礎。
面對三大課題 需建立先進制度
香港當前處於經濟結構轉型與社會矛盾交織的關鍵時期，三大現實課題突顯建立先進個人資料保護制度的緊迫性——老齡化社會與數碼鴻溝的雙重壓力、創科發展與風險防控的平衡需求，及國際化城市的治理能力提升訴求。
一方面，隨着人口老齡化加劇，長者與社會之間的數碼鴻溝和個人資料安全問題，日益突出。智能醫療、智慧養老等場景，依賴大規模個人健康數據與生活軌迹數據的流動；但若缺乏嚴謹保護框架，老年人易成為數據濫用、詐騙等行為的目標。同時，貧富差距問題使部分群體對「數字技術」的掌握程度不足，難以有效維護自身數據權益，亟需制度性的保障去彌合「數碼不平等」。此外，國家戰略層面鼓勵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特區政府亦將AI列為重點發展領域。
平衡創新活力與安全秩序
然而，創新活力與安全秩序的平衡，始終是技術治理的核心命題。香港AI立法須兼顧發展與安全、活力與秩序的平衡。個人資料作為AI技術的基礎要素，其保護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影響技術應用的合規性與社會接受度。例如，機器學習模型訓練依賴大量數據，若數據來源的合法性與隱私保護存在漏洞，不僅可能引發法律糾紛，更會損害公眾對技術的信任。
另外，香港的國際化定位要求其法律體系與國際標準接軌，以吸引跨國企業與人才。AI立法須顧及最大國際公約數和國際領導力，這不僅是被動適應國際趨勢，更是主動爭取規則話語權的戰略選擇。
AI時代裏 私隱條例益顯滯後
香港現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條例》）自1996年實施以來，對個人資料的保護，發揮了基礎作用；但其滯後性，於AI時代日益顯現。簡單而言，《條例》將「個人資料」界定為「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從該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分是切實可行」，以及「該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這一廣義定義雖涵蓋範圍全面，卻導致制度負擔過重。例如，匿名化數據本質上已無法識別特定個人，但若嚴格套用定義，可能被納入保護範疇，徒增企業合規成本。
這種「過度保護」，不僅與AI時代數據開發利用的需求相牴觸，亦可能抑制創新活力。儘管《條例》規定了罰款與監禁等法律責任，惟實際執行效能備受質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在調查取證、跨部門協作、大數據技術應用等方面能力有限，導致對惡意數據濫用行為的打擊力度不足。
從現實角度來看，網絡時代催生了社交媒體數據、物聯網設備數據、AI訓練數據等新型資料形態，而《條例》對這些場景的規制明顯滯後。例如，社交媒體平台對用戶行為數據的深度分析，可能涉及隱私侵犯，但現有條款缺乏針對性的規範；數據泄漏事件頻發，卻未建立強制的數據外泄通報機制等。
回到社會層面，現在香港社會公眾對《條例》的認知程度與應用能力普遍不足。許多市民未能意識到數據泄漏的風險，亦不知曉如何通過法律途徑維權。更不必說在大數據時代，公眾對於「宏觀數據」的認知仍需提高。這種「認知鴻溝」不僅削弱了制度的社會基礎，更使私隱保護淪為「政府單打獨鬥」的局面。
向數據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面對複雜的AI技術及其運用所可能產生之經濟、政治、社會和廣泛國際影響的綜合機遇和挑戰，香港須制定符合自身社會發展狀况、兼顧最大國際公約數和國際領導力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制度框架。香港的獨特優勢在於，既擁有普通法傳統的制度韌性，又處於中國科技創新前沿陣地。通過建立符合自身發展階段、體現國際治理智慧的個人資料保護制度框架，香港不僅能夠破解當前社會轉型的治理難題，更可以向全球數據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與「香港方案」。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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