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杰：戰略談判與全球格局

【明報文章】日前，以色列國防軍對伊朗發動代號「崛起之獅」的軍事行動，伊朗損失慘重，包括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伊朗軍隊總參謀長在內的軍方高官和核科學家，死於以軍的軍事行動。伊朗旋即發動報復行動，上百架無人機襲擊以色列。這一事件標誌着特朗普政府推動的美伊戰略談判已然失敗，至少是中斷。此外，近期還有兩場戰略談判值得關注：一是俄烏伊斯坦布爾談判，隨後宣布沒有繼續談判的計劃；二是中美經貿磋商機制首次會議，就經貿原則框架達成共識。

觀察3場戰略談判 審視世界變局

這3場外交談判，是「特朗普2.0」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戰略談判，既反映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戰略思路，也折射出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的複雜態勢，昭示未來世界秩序前景。

所謂戰略談判，主要指能夠影響全局，至少是地區及某一關鍵議題格局的談判。特朗普一直將自己塑造為「和平總統」形象，上任以來持續聚焦結束俄烏戰爭和中東衝突。特朗普的中東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穿梭各方，開展幾個月的外交談判。然而除了將兩名美國人質分別從莫斯科和加沙帶回之外，幾乎無什麼成果。6月1日，在澤連斯基總統指揮下，烏克蘭對俄羅斯戰略轟炸機發動大規模無人機襲擊；13日，內塔尼亞胡總理指揮對伊朗發動多輪空襲。這意味着，美國通過談判結束兩場衝突的前景渺茫。不過，中美經過兩輪經貿談判便取得重大進展，為世界經濟注入確定性。戰略談判的性質、進程、結果，是全球格局結構和變遷的指標。觀察分析當下3項戰略談判，能夠清楚審視世界變局。

戰略談判的價值在於，國際秩序結構出現重大裂變，同時又有通過戰略談判達成新秩序的機會。於某種程度上，俄烏衝突和中東亂局，是最近十幾年歐亞大陸西端地緣政治進入動盪期的結果，都有複雜歷史原因。戰爭的確有自己的法則；通過外交談判結束戰爭，還是戰爭結束需要外交談判？從戰爭邏輯來看，後者更具說服力。俄烏戰爭和中東亂局都沒到終結之際，而特朗普何以自信認為自己可以短時間內結束衝突呢？

從俄烏戰爭來看，特朗普試圖施壓烏克蘭，迫使烏克蘭接受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要求。特朗普與普京通話、威特科夫多次與普京會面，幾乎都站在普京的立場說話，完全沒有「穿梭外交」或者強制外交之意。特朗普的政策調整，對俄烏戰場態勢影響甚小，除一些具有表演性的外交活動之外，特朗普政府幾乎沒有改變前任政府政策。當然，特朗普沒有增加對俄制裁，同時一度暫停對烏克蘭的援助，但歐洲被動員起來支持烏克蘭。6月1日，烏克蘭發動對俄羅斯的大規模無人機襲擊之後，普京與特朗普通話，特朗普沒有表現出對普京的同情或者傾向性。這意味着，美國對俄烏戰爭的外交介入基本停止。

幾個月時間裏，特朗普政府用了大量外交資源，只短暫打斷了俄烏戰爭進程。俄烏雙方不過是配合特朗普，舉行了兩輪頗具儀式性的外交談判，達成的共識只是交換戰俘和陣亡士兵遺體而已。特朗普的戰略談判目標，大概在於拉攏俄羅斯、取得烏克蘭礦產，以及在俄烏戰爭停止之後美俄關係正常化，甚至有可能是以美俄關係正常化來撬動和重塑全球戰略格局。從這個角度而言，這場戰略談判不僅關係到俄烏戰爭，也具有全球意義。

中東地緣政治結構的裂變

再看中東衝突。從2023年10月7日以來，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戰爭已經變成中東大戰。歷次中東戰爭都鮮有持續如此之久，可見中東地緣政治結構出現何種裂變。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引起以色列報復；加沙地帶「非軍事化」，成為以色列的目標。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徹底消滅哈馬斯，順帶打擊黎巴嫩真主黨、胡塞武裝組織及伊朗。由此呈現出，以色列與伊朗及其盟友之間的大戰。此前表現出來的是，美國與伊朗在中東的「代理人戰爭」；但特朗普政府繞開以色列，與哈馬斯、胡塞武裝及伊朗談判，打破了這樣的戰爭局面。是次以色列單方面對伊朗發動襲擊，終結了美伊戰略談判。

美伊戰略談判的意義，在於可能重塑1979年以來的中東權力格局。1979年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革命後，美伊反目，之後美國於中東的軍事部署目標在於遏制伊朗。惟伊拉克戰爭後中東地緣格局發生變化，伊朗影響力擴大。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驚醒了以色列；同時，以色列採取的一系列「斬首」行動取得意外結果。以色列不斷修改戰爭目標，不僅要消滅哈馬斯，還要更迭伊朗政權。

特朗普於第一任期支持內塔尼亞胡，推動以色列與海灣國家和解，不過第二任期以來卻試圖通過談判改善美伊關係。美伊在阿曼舉行多輪間接談判，一度透露出達成協議的曙光。以色列不顧特朗普的警告，對伊朗發動襲擊，伊朗核設施受到極大毁損。在反對伊朗開發核武器方面，美以目標一致，但內塔尼亞胡似乎認為談判不可能達成目標，只有通過軍事手段。

中美經貿談判，則關係到全球經濟秩序前景。特朗普對全球發動關稅大戰，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中美經貿的深度相互依賴，迫使特朗普轉向戰略談判而非對抗。尤其第二輪經貿磋商的重點是稀土，中國在稀土領域無可替代，美國也被「卡脖子」。關稅戰、科技戰終歸還是地緣經濟，是於市場體系中的博弈；談判而非對抗，才是可行之道。相比之下，特朗普在沒有想到的戰略談判議題上取得突破。更重要的是，中美經貿談判為其他國家對美談判提供諸多啟示，由此塑造和影響未來全球經貿體系。

戰略談判的成敗，在於時機與才能。簡而言之，如果相關方沒有形成談判的「勢」，談判就不會成功。俄烏戰爭和中東衝突，並未因特朗普上台而有根本改變；只是特朗普有談判意圖，試圖以談判結束戰爭，滿足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願望。歐亞大陸西端的地緣政治震盪還會持續下去，兩場衝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動。以色列的戰爭模式，也啟發了烏克蘭；無人機作戰、精準打擊甚至精準「斬首」，更新了戰爭形態。而俄羅斯與伊朗的無人機合作，及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去核」打擊，對於朝鮮半島及朝核問題都會形成潛在衝擊。朝俄之間的軍事合作，事實上綑綁了東亞與歐洲衝突。當然，需要看到的是，歐亞大陸西端的地緣衝突還是地區性的；亞太地區需要對地緣政治衝突外溢保持警惕。

全球秩序重心 加速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

此外，特朗普政府開展戰略談判的團隊不具相關才能。弔詭的是，推動俄烏和中東兩場戰略談判的並非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也不是國務卿，而是特朗普老朋友威特科夫。威特科夫只是中東問題特使，卻操盤兩項戰略談判。他是個成功的地產商人，具商業談判經驗，但如特朗普一樣，沒有外交談判、更沒有戰略談判的專業知識。以商業談判推動複雜的戰爭與地緣政治談判，突顯特朗普政府的輕率與不專業。反觀中美戰略經貿談判團隊，政治層級高且專業。中美雙方建立了談判機制，從而令談判在一個可預期的軌道上。

從戰略談判的進程和結果來看，亞太地區保持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而「歐洲-大西洋體系」內的動盪依舊，全球秩序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轉移持續加速。當然，世界秩序中的亞太重心，不僅需要地區保持和平與發展，也要將歐亞大陸西端的衝突「隔離」開，並幫助緩解和結束衝突。

作者是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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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興杰]